近日报载，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发生过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多达120种以上，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
读之颇多感慨。不由得想起苏东坡贬谪黄州，饭后散步，偶然见到一株海棠，在杂花满山中盛开，“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由于这个外来品种的海棠，使得本土生长的满山桃李都觉得粗俗不堪入目了。东坡很是奇怪，因为海棠主要是家乡四川的品种，那么，这株海棠是怎样来到此地的呢？“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苏轼猜想，定然是鸿鹄衔子而来：“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中国的科举制，在本土自从进入现代文化以来早已被彻底否定，但是，它却在西方文明中，在整个世界文明中，延续着它的生命。我感谢那文化传播的鸿鹄使者，将华夏传统文化奇花异葩的种子在世界的土壤上播撒，并且在世界的艺苑中繁衍。
我自豪，而又悲哀。为什么我们自己创造的奇异品种反而在本土失传？不仅仅是科举制度，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这样。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恢复明清时代那种方式的科举制，而是适合新时代新国情的考试制度和用人制度，它应该是科举制在新时代的新的生成。
事实上，我国找到科举的制度并非易事，而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西周时期有选士制度，但士的主要进身渠道是游说，故而春秋战国游说成风，游士盛行。游士使士的品格急功近利，苏秦、张仪、李斯是其中的代表。秦代是军功集团统治，官员主要由有军功者担任。焚书坑儒的国策使游士一变而为循吏。汉代有贡举制、察举制、孝廉制、征辟制等等，不外乎是由下而上的推举和由上而下的招聘和征集。推举和征辟，虽然对于士人有一定的重用，但容易流于人际关系，而且由于选拔的主要标准是道德，而道德其实仅仅是作为社会一员的基本规范，是不能比赛的。一旦比赛道德，则笑话无穷，譬如在当时，就有比赛看谁守孝时间更长，或是比赛看谁哭孝更为悲哀的，这就必然导致道德的虚伪和最终的沦丧。于是，才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的对于两汉“唯德是举”的反驳。但是，谁是有才者，还需要有人来鉴定，于是，就有了魏晋六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衍化成为以门第家族为衡量标准的用人制度，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况。一直到隋文帝，才正式开始实行科举制，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并不完备，考试的权力被权贵把持，考试不过是个形式，同时，考试与荐举并行，许多有门路的人，不必通过考试，就可以进身高层，而许多才华之士，却始终难以跃过龙门，于是，干谒成为时尚，才华如李白、杜甫者都不能幸免。
科举制的成熟时期是宋代。首先是杜绝一切人为的因素，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在考试面前一律平等，不是进士出身就不能作官，士大夫阶层由此真正形成，全部大夫（全体官员）均由士来组成，只有成为士，才能成为大夫。这一制度的确立，使读书的风尚空前高涨，“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的《夜行》诗句，可以说是赵宋时代的写照。由于所读之书，都是精英文化之经典，在文学审美的熏陶之中，士大夫自然形成了清正刚毅的士大夫品格，所以，两宋罕有腐败之贪官。同时，科举制使平民通过刻苦读书，不断地为士大夫阶层提供新的血液，形成了社会的良性循环。譬如北宋中前期的欧阳修、范仲淹等都是贫寒家庭出身。范仲淹少年时更有“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的苦难奋斗经历，以后考中进士，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情怀了。这样的人，你就是让他去作贪官污吏，岂可得乎？
当然，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代的后期，考试的方法日趋僵化，八股文成为扼杀人才的工具，传统的教育方式也必须改造为现代化的学校教育，这些都是时代前进的必然。但是，考试的出题方式不好，并不能说明整个科举制不好。西方接收了科举制的财富，结合西方文明的特点，渐次形成文官考试制度，说明改造后的科举制还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就我个人见解而言，已经在西方文明和整个世界被广泛接受和改造的宋代式的科举制，是值得关注、值得研究和值得改造使用的，特别是现在中国加入世贸，正在面临走入世界的关口，借鉴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这一西方偷去的本土文化财富，与世界融为一体，改造我们的官员构成，应当是改革现实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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