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这个展览从名称上看，一个好像是与哲学家有关，一个好像是与多媒体有关，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主要的。严格来讲，这个展览不是关于哲学的，而是关于智力的，是一个智力跟媒介关系的展览。上个月我在上海跟赵汀阳聊起他的画，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作为引子，做一个多媒体的展览应该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我们商量把他的漫画主人叫做柏拉图。柏拉图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哲学家的概念，因为柏拉图在那个时代实际上是个智者，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哲学家，与科学化的哲学无关。后来一聊话题就聊大了，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主题都是文化啊，时尚啊，社会啊，意识形态啊，城市啊，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个有关智力的展览。赵汀阳这个漫画提供了一个引子。大家都集中起来。就等于是做一个智力竞赛，严格讲是做一个智力游戏，或者说智力竞赛。然后就选择了七种现代经常使用的媒介，这些跟传统媒介没关系，油画啊、雕塑啊，就都排斥在外。原来还包括服装，后来觉得服装它也是个传统的媒介，就放弃了。现在就这七种媒介，以赵汀阳这个图像作为引子，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观念。你可以针对图像原型做，也可以不要那个原型。这是一个应该先说明的展览概念。第二个是这个展览的呈现方式，也就是它的物质形态和空间形态。这个展览对艺术家唯一的限制就是媒体，你譬如说王广义、刘治治只能在广告这个媒体范围内做，而汪建伟只做影像，就不要超出影像这个媒体来做。至于展场的呈现形态，我想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有传统展览空间，一种则有可能不需要，完全看大家的作品方案。展览应该是有无限多可能性的展览。
赵汀阳，他属于我很喜欢的那类哲学家，我读过他很多书。我觉得他有很多观念可能就比较接近于我的艺术观念，比如说他的“无立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无立场”，按我理解，就是把很多跟价值啊，跟理论有关系的东西先悬置起来，在一个智力状态下来思维做事，不要被表面上的“意义”遮蔽人的智慧。这个观念他自己认为与老子的思维有关，我则还发现它也很接近佛学唯识论对智慧的看法。当然也不能简单说这个观念反对作品意义，它追求的是一种“智力的意义状态”或“意义的悬置状态”。这个倒正是我们做当代艺术需要的东西。
关于展览的物质和空间呈现方式，既然是一个智力展览，这个呈现，我们也不追求有意义的立场。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展览弄到监狱，或是医院等边缘空间，但我后来就马上否定了，因为这种追求边缘空间的想法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意义限定”。我们现在开会的这个地方要是合适也可以作展场，但也不一定，因为有没有必要要一个物理空间也可以讨论，这个展览在空间上也应是有无限可能性的。譬如说王波认为他的作品在网上做就行了，那并不需要展览的物理空间。友身可能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做整版，他完全按新闻方式来做，那就也不需要物理空间了啊。刘治治的作品就做在一个真正广告的位置上，通过广告的操作方式来做，那么可能也不需要空间。汪建伟、朱加、小崔他们这些做影像的，也不一定在展场做。再譬如说Unmask小组把他们的玩偶拿到商场去卖，商场也就变成了展场。像吴山专，他可以找一班人坐在上海或舟山开会。如果方案不需要物理空间，展场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人的智力类型不一样，譬如王广义和汪建伟，他们的类型就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智力也有年龄段差异。这个展览参展者年龄跨度有三十年，八十年代出生的和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么这个智力状态又可能呈现出一种新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里面也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展览的文本。一般展览必须有招贴，有画册，这个展览也没有限定，可能做，也可能不做；不有意去做，也不有意不做。
赵汀阳：现在一般接触到的哲学主要是些假哲学，是关于文献的文献的文献，说的都是别人说了什么，已经忘记我们原来要想的是什么，要说的是什么。真正的哲学是直接而生猛的，这一点与艺术大概能够合得来。简单地说，哲学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希腊，按我的理解，是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把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都整成傻B；另外一件就是把假的东西给整成真的东西。这不是笑话，希腊哲学家相信只有达到“自知无知”，真正的思想才能够开始。不仅是诡辩论者，希腊绝大多数哲学家的理论多半都是诡辩，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试验如何弄假成真，从而真正理解什么是真的。
黄专在汪建伟策划的展览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艺术的“不可拒绝性”，这个概念实在太好了。其实这跟哲学的想法很接近。哲学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不可拒绝性”，不管是不可拒绝地成真还是不可拒绝地成假。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是这样做事的，找出一个问题，然后通过可怕的智力比赛式的讨论，最后把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可拒绝地证明成傻B。尽管这样的结果不是太令人满意，但这个非常充满智力竞赛的过程却有不可拒绝的诱惑力。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把假的整成真的，把假的东西不可拒绝的给整成真的。在数学、逻辑和科学里会有绝对真理，但是人文、社会、艺术、政治和伦理，所有我们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它们本质上都是假的东西，或者说本来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给整成真的。有很多本来是假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让它变成特别有吸引力，让大家都相信，最后大家忍不住喜欢，这个时候就只好接受这个东西，而且把它实现为社会事实，那么它就变成真的，我称之为“事后真理”（逻辑和科学的真理是事先真理）。我们不敢怀疑或者不好意思怀疑的各种价值和制度都有一个由假变真的过程。
对于艺术，那些展览有时候我也看，我是个旁观者，旁观者有旁观者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作品一看就会喜欢，有的为什么看了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是因为有些作品它做得太“糙”，就是没有精心制造出来的作品逻辑，没有非让人怎么怎么想的力量就没有足够的诱惑力或者欺骗性，或者照黄专说的那种“不可拒绝性”，我们就不会把它当真。不被当真，就是失败。
再说说哲学，希腊人心中有大疑问，然后大家讨论，再最后证明说“你也不懂，我也不懂”，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法，不懂就对了，虽然不懂，但是至少把各种流俗的意见都搞成愚蠢之见，从而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了达到这个颠覆各种意见的目的，希腊人不择手段的发明各种智力竞赛。诡辩术是那时非常出名的方法。芝诺有个米粒悖论说：一粒米落地无声，那么两粒也无声――显然，一个“无声”加一个“无声”还是无声，依此类推，最后一整麻袋米，扔下去也没声。这在物理上错，但在逻辑上对，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犯傻了。
希腊时候，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拿苏格拉底的故事说明了哲学是多么愚蠢又有趣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被描写成专门教人变成傻B的技巧的教师。有个老头，儿子不学好，整天吊儿郎当的，因此特着急，听说苏格拉底这个老师不错，就想让儿子去学学。儿子不愿意去，说：“跟他能学到什么呀？”。父亲说：“听大家说呀，你学完之后就会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傻B。”儿子学完之后就更完了，因为他学会了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质疑的。于是他就提议说，我们应该讨论通过一条法律，使儿子可以打父亲，而且大有理由，如此等等。真实生活中哲学家也是很有笑话的，有个希腊哲学家在战争中被俘了，俘虏是要当奴隶的，奴隶主就挨个人问：“你们会干什么？”“谁会当木工？谁会当铁匠？”最后问到了哲学家，他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管理者？”按今天话说就是“你们缺不缺领导？”。
现代的哲学家们，按照希腊的标准恐怕多半是不合格的。即使像海德格尔，经常怀念希腊人会思，认为现代人不会，但他自己就未必合格，他把事情说得那么费劲，这本身就不像“思”。真正的思表现在问题是高难度的，而不是文字是费劲的。
黄专：我想简单解释一下我的“不可拒绝性”。我想我是在视觉接受理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它指艺术品与它的受众之间的某种关系状态。传统接受理论只考虑作品与观者的关系，而且主要是指它所预设的主动阅读观者的关系，但其实即便仅仅是观者，作品面对的也大量的是被动和无意识的观者，更何况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被接受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如批评家、艺术机构、展览机构、画廊、策划人、赞助人及拍卖行等，它们与艺术品构成的往往不是理论上的“阅读关系”，而是各种利益与非利益、文化与非文化关系构成的复合结构。这些决定作品的设计应具有一种既合符逻辑又合符情理的开放状态，使其与它的受众始终保持一种相互“不可拒绝”的能动机制，因为只有在这种能动关系中作品才有可能产生意义，或通俗点说“生效”或“成功”。“不可拒绝性”既反对强权接受（如专制或各种教化艺术），也反对纯粹主观表达（如各种艺术表现主义）。“不可拒绝性”既需要思想智慧也需要世俗智慧，是“真谛”和“俗谛”的结合，因此，智慧对形成作品的“不可拒绝性”而言既是方法论，也是目的论。不信你们可以当代艺术的作品做个检验，无论作者立场如何，有质量的艺术品都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拒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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