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几个分歧

2005-10-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第一个分歧，对“文学”“文学性”的观念。这个前一段的“纯文学”讨论已经讨论得比较多了，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两种对文学性的理解，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认为文学有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文学的本质和作用，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另一种文学的观念是历史主义的，非常反对这种对文学的本质主义理解。这一派的批评

家比较接受的是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文学，文学就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文学教育、出版、评价体系等等所认定的文学，因此，什么是文学，文学性的标准，跟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只能在相对的历史语境内去谈什么是文学。伊格尔顿举了一个例子：以英国文学的崛起，来说明文学跟意识形态的关系。当然，他比较强调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面，就是文学是意识形态对感性进行驯化非常有利的工具，那意识形态为什么对文学这么重视，说明文学还有危险的另一面，它有分裂、挑战、威胁意识形态的另一面。这个就是文学的两面性，用乔纳森・卡勒的话就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那这种文学挑战意识形态的因素，一个比较重要的我想是来自于作家的那种敏感，就是他有敏锐的感性经验，他所感受的东西跟意识形态提供的解释系统有冲突、不一致、有矛盾，那他就想把他感觉到的东西写出来。那我们现在说的好文学、文学性，可能就是指这种和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提供了一种作家的感性洞察力的文学。

我要说的第二个分歧，是出在对历史语境的判断上。由于大家对历史语境的判断不同，参照系不一样，那么对这个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一样。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比较早一点，90年代前期的，王晓明跟王蒙关于王朔作品价值的争议。王蒙认为王朔作品好，因为他那种调侃啊，戏谑啊，是对许多东西的一个解构。可是王晓明他们就认为，这个只是一面，另一面呢，王蒙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历史已经出现新问题了，王朔的作品呢，其实是投合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就是那种小骂大帮忙，跟市场意识形态是非常投合的，所以认为他的作品其实是媚俗、投机。女性性解放、情欲解放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商业化了，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语境里谈女性性解放。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分歧，由于大家对历史语境判断的差异，参照系不同，所以对这个作品的评价也出现了分歧。

第三个分歧。我觉得可能比较棘手一点，是关于美学形式的分歧。就是如果我们对历史语境的判断基本一致，然后这部作品我们也都承认是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它不是跟这个意识形态是亲密无间的，但这是不是就一定是一部好作品呢，不一定，我们可能还是有分歧。我举一个例子，张广天的戏剧，《切・格瓦拉》，我知道像旷新年、韩毓海都是很热情洋溢地肯定这部戏的，觉得这个戏呢很好，有一种粗糙的，无产阶级的力的美，一下子和90年代那种比较精致但是苍白的纯文学拉开了距离，他们就觉得这个戏剧在90年代的语境而言，它有一种革命性。可是我还知道像洪子诚老师呢，对这部戏的态度可能就不那么肯定，我记得看过洪老师写过一个随笔，写他去看这个戏剧，旁边的观众都是热血沸腾的、很激动，他呢，却感到比较害怕，我不记得是不是“害怕”这个词，总之，不是那么自在，因为这个戏剧那种结构、形式，二元化的划分，鼓动性的口号，让他联想起过去年代的话语的方式，他会怀疑是不是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这种文学形式是不是那么有效，它对现在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会不会简单化了，它的形式是否足够容纳现今历史的复杂性。就是说，作家有没有发展出一种比较精微的同时也比较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应对历史的发展，提供他对历史的发现。我觉得这个分歧可能比较麻烦一点。我再举一个我自己在批评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比如说王安忆最近的，像《桃之夭夭》这样的作品，她用一种回望的姿态，在一个封闭的框架里来建设她的乌托邦，表示对当代的不满，一方面你觉得她写得非常美，单就文本而言，写得很饱满，但是放在整个现在这样的语境里面来看，你又觉得这样的小说好像太单薄了，那我做一个比较，同样是写都市，我可能会觉得朱天文、朱天心她们发展出的写作形式与策略好像更丰富更有力一些。我就不太清楚要怎么来判断像王安忆这篇小说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