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说来也巧，我们编辑部今年有近十本复旦大学老师们或著或译的书出版。
复旦大学在学界地位之重，众所周知。对于一个专门出版生命科学学术著作的编辑部来说，能够得到复旦大学很多老师的支持，颇为感念。
现在的科技出版，特别是学术著作出版，路不好走。作为一名从业五年的
每每在学术会议上见到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们，问他们：“论文也发了不少，能不能整理整理、归纳总结，写一本的专业著作，给初学者指路，供同行借鉴？”他们多半都会说：“这个想法不错，这样的书，对于做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的人，确实很有帮助。不是我们不想写，实在是我们没有时间写。要申请项目，争取经费，要协调管理课题组，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写考核、总结，要带学生，学生毕业要发SCI文章……哪一件事情都放不下，都牵扯很多精力。哪能静下心来好好写一本书。”
他们是诚恳而坦率的，他们的生活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写书在很多考核以及很多评审中都算不上什么砝码，却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就先放在时间表之外吧！
值得庆幸的是，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们了解著译的巨大价值并且愿意付诸实际行动。我所接触到的复旦大学的一些学者就让我感到了学术出版的希望所在。
2000年的秋季，我来到科学出版社，入了科技编辑这一行。从那时开始，常常接到读者的电话，想要买盛祖嘉先生编著的《微生物遗传学》第二版。我是学生物科学的，盛先生是国内微生物遗传学这一学科的开山鼻祖，他的大名和大作《微生物遗传学》对我而言自然是如雷贯耳。
那时，《微生物遗传学》脱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从1997年5月以后就没有重印。1981年出版，1987年再版，到1997年5月总印数达27860册。一本学术专著，能够受到这么多读者的欢迎，为什么不继续重印或者继续再版呢？后来知道：第二版出版已过去十多年，学科有了不少新发展，内容有待继续补充和更新；而编辑部里的老老少少编辑们也一直在努力，希望盛先生能继续写作第三版，但由于那段时间盛先生病后体弱，所以只好搁浅。
初出茅庐的我不知深浅，心想，一本好书，如果能够再版多好啊！于是，在2002年底，给盛先生寄了新年贺卡，略微提到是否可能出新版《微生物遗传学》。本来，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2003年的2月，居然接到了回音――盛先生愿意写这本书的第三版！喜出望外之余，我更有些感动：盛先生此时已经87岁高龄了，身体刚有些康复，就愿意做这件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在盛先生和弟子陈永青先生的组织、推动和参与下，2005年4月，《微生物遗传学》第三版的稿件终于交齐，正式进入出版程序。在编辑过程中，我提到需要按照现行的生物学方面的出版要求来规范书中的名词术语和符号，盛先生欣然同意。在看第一次清样的时候，盛先生非常仔细，做了很多批注。因原稿在出版社进行校对，盛先生感觉不太塌实，又要求在改版后再看后一次清样、原稿和原来的清样，以便尽可能保证书的质量。
在与盛先生和陈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领略到了两位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谦逊、平和，更感佩于他们对写作的那份热情和重视。
可喜的是，在复旦大学，对学术著作的写作和翻译拥有热情的还非止一位。
在2003年10月的遗传学大会上，我同复旦的卢大儒先生说到科学出版社准备翻译《基因Ⅷ》（此书堪称生命科学界里的“圣经”），卢先生非常赞赏，帮忙穿针引线，最终由余龙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后反响很好。
黄伟达先生很重视实验室的管理。在他的推荐下，我们从冷泉港实验室出版社引进了《生物实验室管理手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手册》。后来的翻译工作也是由黄先生组织的。这两本书出版后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实在是让我很钦佩黄先生的远见卓识。
在《微生物遗传学》第三版的写作过程中，季朝能先生除参与写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琐碎的事务。后来，他又欣然接过了《21世纪生命科学》的翻译任务。
我把计划引进的《DNA科学导论》原著寄给陈永青先生，想听听他的意见。后来，他和谢建平先生克服工作繁忙的诸多困难，如期把《DNA科学导论》的译稿寄到了科学出版社。
给我的工作提供了大力帮助的，还有霍克克先生、杨金水先生……素昧平生的我每一次发邮件去咨询专业方面的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的答复。
作为一个编辑，有时我提出了一个选题，先生们也费了很多的力气去琢磨，最后，由于种种原因，选题黄了。但是，先生们从来没有丝毫的怪罪，在请教问题的时候，依旧耐心、热情如故。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言语来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想，多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参与写作、翻译的这些作品的深远影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坚信，学术出版事业的繁荣无疑将有力地推动我们国家科学和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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