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身系牢狱之所，这些“未能成仁”的肉弹仍然充满嚣戾之气，我感受到的依然是杀气沉沉：以色列狱警的子弹入膛，警告呵斥威胁不断；巴勒斯坦囚犯倔强喝骂，牢房内撞门声不断。
作为一名记者，很幸运，2003年的这次采访，也是以色列被外界认为是“最神秘所在”监狱的第一次开放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与肉弹搏斗，生死在一线之间
如果不是高墙、电网，以及墙头穿防弹衣、持冲锋枪来回巡逻的大兵，你不会想象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然隐藏着一个监狱。
以色列方面显然知道我们对一般的监狱不感兴趣，于是主动将采访定在以色列中部的哈代林这是一个重犯监狱。刑犯刑期最轻17年，最高直到无期徒刑。以色列没有死刑，这也是以色列所能给予犯人的最高刑罚。
接待我们的是以色列监狱国际关系部长多米尼兹少校，胖乎乎的脸蛋，满脸的微笑，也比较适合作外宣工作。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记者数量，外宣自然是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
我们参观的牢房位于哈代林监狱中部。牢房呈半圆形，分上下两层，有点像国内大学里的筒子楼，但狭小得多。唯一的出口处是坚固的铁皮通道，旁边是狱警的监察室，监察室里是一字排开的监视荧幕，可看到里面犯人的一举一动。
这里860名犯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人，360人是“安全犯人”。安全犯人是以色列特有的称呼，实际就是指组织、策划或执行了自杀式爆炸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如哈马斯、杰哈德的成员。
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临近拉响炸弹的千钧一发之际，被以色列军警制服后被送到这里的。
这当中，有无数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一位以色列公共汽车司机就告诉我，他的一位“英雄”同行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英雄”名叫巴鲁赫・纽曼，2003年10月10日早晨8时左右，已开车24年的纽曼像往常一样将车开到以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巴依兰大学附近，他打开车门，让等候在站台上的乘客上车。这时，车里大约有四五十名乘客，很多是以色列士兵。
纽曼开的是一辆前后各有一门的大公共汽车。就在他将车门关好准备开路时，他从车右镜突然发现，一名正准备在后门上车的乘客由于没赶得及，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车门口。
乘客们都吃了一惊，纽曼心里也紧了。他赶忙下车，查看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和我同时下车的，还有一个女乘客，她说她是医生，另外还有一个男乘客。”纽曼回忆说。“我看到这个跌倒的乘客头部划了个口子，血正往外流，可能背部还受了伤……我们赶忙扒开他的衬衫――他身上竟然缠着炸弹……”纽曼说，看到这一切，当时他浑身震动了一下，完全惊呆了。
“和我同下车的男乘客大叫：‘我们应该抓住爆炸者的两只手，不要让他动，这样他就不能引爆自己了。’”其实这也是纽曼的想法，两人于是一人抓住自杀式爆炸者的一只手，拼命往外拉扯，并压住自杀式爆炸者不让他起来。
“爆炸者也完全清醒了，他拼命和我们搏斗。”这是令人窒息的时刻，只要爆炸者的手一靠近腰间的爆炸物，纽曼和那名乘客以及旁边的公交汽车，都将为爆炸所吞噬，“我们拼命张大嗓门喊，‘这里有恐怖分子’，‘所有人都赶快离开’。”
时间就是生命，但对纽曼来说，每一秒钟都意味着危险的增大，都显得格外漫长。人们在慌乱中迅速撤离，十多秒钟时间内，原来挺满的公共汽车上已空无一人。
“自杀式爆炸者开始蹿腿，我们害怕他可能马上就能引爆炸弹和我们同归于尽，我们决定同时放开他的手，然后迅速跑开。”
这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默契。两人几乎同一时间甩开自杀式爆炸者，然后拼命冲旁边开阔地跑去。
“当我们回头望时，自杀式爆炸者站了起来，然后开始朝旁边人群冲去，接着他引爆了炸弹。”这时的纽曼，方才大舒了一口气。
在这次爆炸中，一名躲闪不及的71岁妇女被炸死，另有16人受伤。但以色列警察分析，以这颗炸弹的威力，如果爆炸者能在公交汽车上引爆，车上将可能没有生还者。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但并不算太成功。几乎每天，以色列军方都会给我信箱发来邮件，有时是一种通告，但时间长了，则近乎是一种抗议或者炫耀了：我们又抓到一个肉弹。
（本文摘自《和沙龙做邻居》，刘洪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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