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合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出兵侵占东三省。事过仅一个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在中国举行。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之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由美国学界和商界人物发起组织的非官方性质的政治学术团体，于1925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大会。参加者为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朝鲜、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菲律宾等太平洋区域内及沿岸国家的代表112人。会议主旨是对太平洋沿岸各国面临的问题及国际关系之症结，研究讨论，交换意见，以增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和民族间彼此亲睦。此次会议决定，在各国设立分会，以后每两年召集一次大会。正是在1929年于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议定1931年的第四届大会在中国举行。
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1931年有会员105人，执行委员15人，胡适为执委会委员长，会员包括蔡元培、王云五、朱经农、黄炎培、黄郛、唐绍仪、张伯苓、林语堂、蒋梦麟、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吴经熊、丁文江、潘光旦、陈光甫、陶孟和、刘鸿生、陈衡哲等，多为全国一流的名儒时俊。由于人才荟萃，各方襄助，第四届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会议确定于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在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隆重举行。
可是，1931年5月下旬，北平的东方问题研究会发表一个宣言，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在杭州召开。该宣言称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御用机关”，中国分会的会员是“迎合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帝国主义者谈国际关系的症结是“为虎作伥”，与帝国主义者促进民族间的亲善是“与虎谋皮”。宣言还指出，杭州胜迹乃东方纯洁之域，帝国主义代言人活动其间是“贻湖山羞”，是“侮辱革命先烈陈士英和秋瑾的英灵”，因而各界同志应联合起来一致反对。
此宣言一出，响应者纷纷揭竿而起，大有一人喊杀，众人拿刀之概。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杭州市党部、南京市党部及其下级各党部均发表函电，表示反对大会在中国召开。更有一些激进者四处游说威吓：太平洋国际会议如在杭州召开，“将有忠实党员及高丽革命青年，组织铁血团携手枪炸弹赴大会助兴”。然而，此届大会原经国民政府核准，并早已通知各国代表，如出尔反尔擅自取消，无疑有碍国家信誉和国际观瞻。所以大会筹委会一面派主任干事陈立廷赴北平、刘驭万副主任干事赴杭州向新闻界解释事实真相，一面按原定计划照常进行筹备工作。可是，解释归解释，反对仍反对。七、八两个月，全国各报纸登满了抗议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宣言和警告，依那时形势看，会议似乎只有流产一途了。
此事甚至惊动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层，蒋介石在9月9日南京中央纪念周讲话中，特地就这次大会说了这样一段话：
太平洋国际协会应国民政府之约，将在杭州举行会议。本党同志间有不明真相者，倡议反对。吾人如果要说国民外交，则此次会议关于我国国民外交就有很大的影响，其关于党部及政府之信仰关系尤深。……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惟正式邀约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甚盼各同志考察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而加以研究，勿为反对派宣传所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也。 （见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10月出版，第2页）
由于蒋介石亲自出来解说，京、津、沪、杭等各报纸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的激烈言论忽然偃旗息鼓，并且各地反对的讯息也很快销声匿迹。经过这番折腾，本来只是圈内人知晓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已广为人知，而这次大会更是引起全国各界的广泛注意，可谓凭空得到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会议筹备者均转愁为喜。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国内反对之声逐渐平息之时，“九・一八”事变的侵略炮火突然震惊了整个中国，也让日本准备与会者感到措手不及。自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以来，日本分会一直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前几届大会，特别是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会议，日本与会知识分子对中国参会者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注意，对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论题及观点都认真研究，参与讨论商榷。第四届大会10月21日在杭州举行，适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分会担心中国利用大会作反日宣传，故向总会和中国提出四点主张： 一 大会延期举行； 二 放弃杭州会址，改在中立国 如菲律宾 开会； 三 如在中国开会，日本会员将不出席； 四 大会如不顾日本会员是否出席照常开会，日本分会将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
当时，中国国内群情激愤，人言鼎沸，不愿与日本侵略者共戴一天是许多人的普遍情绪。中国分会同仁也觉得“九・一八”事变之发生，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同聚一堂之必要了。在东三省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欺凌蹂躏之时，谁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日本会员研究两国关系和民族亲睦呢 杭州当局还担心届时日本会员驾临，会被地方民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倘若发生不测意外，岂能担当得起 综合这些情况，中国方面也主张大会延期。当会议筹办者将此意电告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时，不少欧美学者因路途遥远早已启程在来华途中。这些大半为沿太平洋各国的知名人士，在长途跋涉中如何通知是一问题；即使通知到了，如此武断延期怎样向人交待又是一问题，所以总部坚持大会如期举行。而日本分会在与国际学会会长几度磋商以后，也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到会。不过，为减少民意与会议发生冲突，会址由革命气氛浓厚的杭州改到了租界林立的上海。
10月21日上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在位于上海静安寺路的万国体育会馆内开幕。到会正式代表140人 美国26人、英国20人、日本19人、加拿大11人、澳大利亚9人、纽西兰6人、菲律宾5人、荷兰1人、国际联盟2人、国际劳工局3人、中国38人 ，加上各国职员及代表家属39人，整个会议人员为179人。开幕典礼简单而庄重。东道主致欢迎词以后，各参加国主席宣读本国元首给大会的贺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总统胡佛、日本首相若?、澳大利亚内阁总理、加拿大内阁总理、纽西兰内阁总理、菲律宾政府、国际劳工局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等。
由于会议召开时间特殊，正在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参加人员特殊，中日两对立国的学者都已与会；加上会前双方就会议地点等问题已产生一些摩擦和纠葛，因而如何防止中日两国代表，尤其是中国代表过分偏激的言行，尽量以学者冷静的态度来保持会议的正常秩序，是会议主办者不得不首先考虑的问题。为此，本届大会会长胡适在开幕式上便苦口婆心地说：
各位会员，我们不要过于乐观了。大会在今天仅仅开始，在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繁难的问题要我们分析。并且若是可能的话，要我们解决。若是我们所持的研究态度不对，我们会失败的。若是我们仅以意气用事，不听对方的理由，我们会失败的。若是我们来到这里，仅仅为某一种学说去宣传，或是仅仅为某一种事件去辩护，我们会失败的。
所以在我们工作开始的头一天，不妨把我们工作与我们问题的性质先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家与国家间的问题，是民族与民族间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替这些国家与民族去思想。这个工作最高尚、最纯洁，却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古哲有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除非开诚布公，捐除成见，我们是不能希望成功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揶揄，不是要呐喊，乃是要了解。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教训旁人，乃是要共同思想，彼此交换意见。只有用谦恭寻求真理的精神，我们才可以得着一部分的成就。
胡适的讲话显然有一定的效果。会议前几天虽然对东北问题皆有讨论，中日代表发言时会场气氛甚为紧张，终没发生明显的直接冲突。28日晚间，日本代表高柳演讲外交机构时，借英国某法学家之口说，由于军阀割据，中国的国家资格都成为问题，听者无不感到诧异。次日上午举行圆桌会议，我国代表陈立廷与高柳同桌，便向其责问道：日本人既否认中国之国家资格，无怪乎肆意侵略，旁若无人矣。高柳无言以对，推诿系他国学者之言，自己并不承认，颇露难以自圆其说之窘态，而在座其他日本学者也呈尴尬之状。
至上午11时，四组圆桌会议合并开大会，对“中国的国际关系”议题进行总结性陈述。我国代表陈立廷首先发言，称中国外交实分两大部分，一为日本以外各国，主要是整顿修正问题，其工作较轻；另一是日本，则直接为生死必争问题，其工作较重。他继而历数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并痛驳高柳所说的中国为无主权国之谬论，义正词严，听者无不动容。日本代表为此恼羞成怒，其领队新渡户质问会议主席英国代表罗斯（Archibald Rose），陈立廷之言论是否违反会规，意在阻止陈的发言。而罗斯则谓，陈君言论并不引起会规问题，仍让其继续发言。陈的话音刚落，日本代表高柳抢起发言，接着新渡户突然站起高嚷，陈的演说侮辱日本帝国及日本代表，造成全场大哗。陈愤而起立声明其演说之要点，谓所言皆为事实，决无有意诋毁。中日两国部分学者至此已是唇枪舌剑，混战一团。其他国家代表无法再忍，大呼“会规会规”，主席站起宣布休会，烽烟四起的会场战火才告熄灭 参见《关于东北问题之争辩》，《申报》1931年11月1日 。各国代表离开会场时皆面带忧色，纷纷说“太平洋国际会议不能维持会议本身之太平，遑论其他”。
学会领导者和会议主持者为使剩下日程得以顺利进行，乃出面斡旋和调解。第二天早晨圆桌会议首先举行全体大会，会议主席宣读陈立廷来函一件，略谓昨晨发言时语言不周，恐有伤及日本代表感情处，颇为不安云。而新渡户则走上前来与陈君握手，以示误会消除。后高柳承认其前次演说词中有疏忽之处，请中国代表原谅等。一场会议风波，表面已趋平静，但实际上，中日代表的心底则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因为正是日本侵略东三省为这次会议布下了硝烟弥漫的社会背景，而会议上中日代表的激烈论争，则是现实中日本侵略与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延伸；在现实中侵略与反侵略斗争还在继续和扩大之时，人们心底怎能不卷起彼此对立的狂涛巨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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