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想起雅斯贝尔斯夫妇在纳粹暴虐政权统治下在德国的经历，都不禁使我想起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的几句话：“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战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著名的“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讲座，他对政治事件判断的主要出发点是道德
雅斯贝尔斯针对当时流行的异常笼统地对德国民众参与犯罪――所谓集体犯罪的一般性指责，把罪责细分为以下四种：一、刑事犯罪：指那些在纳粹时期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国人，他们在战胜国的法庭以及当时新建的德国法庭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二、政治罪行：指由于政治家和人民的共同行为而造成的犯罪，它要承担赔偿义务。三、道德罪行：人是有良知的，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实施的政治的或军事的行为都会有道德责任感，由此可能带来的罪感只能通过自己良心的自律以及与最亲近的朋友之间的交流才能够获得解脱。四、形而上学罪行：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每一个人对世间的不公正，在他面前或在他知情的情况下所犯下的罪行都是负有责任的，特别是他能够去做，但却没有去做的行为，是有罪的。
后三种罪行是所有在纳粹极权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都逃避不了的，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而已。纳粹政权在德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一段时期内能正常运转，正是由于德国人民的参与，他们对此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因此从政治责任上来讲，所有战后幸存下来的公民，对由纳粹所引发的对别国人民所造成的物质上和心灵上的伤害都是负有责任的，尽管从刑事犯罪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个别人的事情。如果说通过惩罚罪犯以及通过与受到希特勒进攻的国家签署赔款和自由协议而能使德国赎回刑事犯罪以及政治犯罪的话，那么道德犯罪和形而上学犯罪并不能经由惩罚和赔偿而得以偿还，更不能通过对战胜国的那种谄媚式、有失尊严的所谓罪责忏悔而得以一笔勾销。这两种罪责只能经由每一位单独的德国人以及全体德国人民在“内在转变”的过程之中，在道德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彻底“自新”的过程之中，才能得以克服。
雅斯贝尔斯将纳粹时期看作是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临界状况。雅斯贝尔斯认为，在纳粹暴政的“临界状况”后，德国人民必须承担的有关道德与政治自新的内容，也应当包括抛弃极权国家的思想。他认为1945年在自由民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德意志国家，并没有就宪法的性质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因此，在人民之中并没有真正开展过启蒙与自我教育运动，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疏忽。这样一来，新的政体形式重又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传达，在民众中依然没有一种批判性的继承方式。一直到1966年，雅斯贝尔斯仍然在呼吁拒绝任何极权国家式的卑躬屈膝的心态。在《联邦共和国向何处去？》（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一书中他写道：“对于一个新的国家来讲，思维方式的自新是必要的。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容忍那些奴颜卑膝者，这些人只要分得一部分的富足便对自己的此在心满意足了。他们并不感到要对政治的进程负有什么责任，而只是一味地依顺。”也就是说，如果民众的思维方式没有经过自新的话，那么纳粹等极权政治赖以存在的机制就没有被彻底废除，换句话说，纳粹暴行的悲剧就可能随时重演。
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责任，才能够确保德国建立起一个负有道德责任感的高度民主国家。他在1965年出版的《希望与忧虑》（Hoffnung und Sorge）中写道：“我们这些幸免于难者没有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们被遣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走上街头为之呐喊，直至自己也遭灭亡。好死不如赖活着，尽管这理由是正当的，但却显得那样无力：即使我们死了也无济于事。我们活着，这就是罪过。只有在上帝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受到过何等深的屈辱。”
1945年雅斯贝尔斯还与其他几位同仁一道创办了旨在宣传民主政治、清算纳粹罪行、反思德国文化传统的刊物《转变》（DieWandlung）。这是一本高水准的杂志，雅斯贝尔斯想以此作为战后知识分子探讨道德 政治更新的论坛，帮助德国人民从道德和精神的废墟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撰稿人，除了雅斯贝尔斯自己之外还有：阿伦特、布莱希特、托马斯・曼、马丁・布伯、萨特、加缪等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托马斯・曼曾将这份杂志描绘成：“这是我在新德国所见到的最优秀、最直率、在道德上最有勇气的杂志。”
自由的事业有赖于个人内心的解放，而这种解放是不能由美、英、法等战胜国施舍而获得的。这样的观点引发了雅斯贝尔斯关于这个时代根本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和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而应是在以开放和不妥协的政治为基础的自由之中的和平。对政治的思考又导致了他重新考察历史的意义，认识历史的基本问题，以及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的处境问题，他号召人类将在“轴心时代”所获得的理性力量应用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那些难题。
雅斯贝尔斯对所谓集体犯罪这一命题的反对，并不为当时的德国知识界乃至民众所接受。战后的德国，人民处于饥饿和怨恨的情形之中，纳粹极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对犹太人和欧洲东部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直至纽伦堡审判之后才为大部分德国民众所知晓。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时，只能深感羞愧，并且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在这一历史情况之下，积极探讨罪责问题、呼唤道德重生的《罪责问题》一书的出版，无疑加剧了德国文化界对雅斯贝尔斯的攻击。（不过他对刑事与道德、政治与形而上学诸罪行的区分，却为法律 政治行为标准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清晰尺度。）在世人皆睡的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发出了也许是当时最为洪亮的声音。但他也为自己的正直和良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位即使在纳粹暴政的黑暗日子里依然坚守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却于1948年在战后同胞的一片误解乃至诋毁之中移居到了瑞士的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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