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如今，它已经走过50余年的路程。50年风雨沧桑，它与新中国历史学一起走过艰辛，走过坎坷，走向希望，它与一代又一代历史学人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的政治风云也在它的历史上留下清晰印痕。
1953年秋，在新中国百废俱兴、万象更新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
至2004年底，《历史研究》共出版292期，发表论文约4000篇。这些论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涵括从郭沫若、范文澜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50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50年，也即是中国史学发展50年的缩影。缘此，我们在2004年创刊50周年之际，精选50年来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为题结集出版。这套文集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分6个专题10册，总字数近450万。6个专题分别为：理论与方法（2卷）、20世纪史学回顾（3卷）、近代中国（2卷）、社会史（1卷）、冷战史（1卷）、书评（1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工作者曾就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一定时段之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牵动过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经。它们不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有的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有些问题的影响与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间断，重新开始了对于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特别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讨论曾经十分热烈，其达到的深度至今未被超越。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这场讨论以及其后的持续发展中获益极大，这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完成了与20世纪上半叶被打断的史学理论发展过程的接续，一是达到了与现代世界历史学发展水平的对话和接轨。这种全方位地反映于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变化，清晰地体现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进步。是有理论与方法卷。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实证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在理论上，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在方法上，从传统史学方法到新史学方法；在史料上，从单一文献到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诸如甲骨文、金文，乃至文书、档案、墓志、碑刻、民族文字等资料相结合；在内容上，从注重君主和政治到关注不同人群和各个层面及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体例上，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等到章节体；等等。在世纪之交，认真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推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从90年代中期起，就酝酿开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按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等拟定几十个题目，邀约该领域中研究有素的学者分头撰写，并于1996年第1期起正式连续刊出，经过编辑部同仁与作者的共同努力，至2003年底，共刊出41篇。是有20世纪史学回顾卷。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从研究革命、研究政治为主转向研究这个社会（包括社会心理）；研究的重点、焦点变化了，不再局限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而是随着研究者的意趣和研究本身的需要的转移而转移，过去曾是历久不衰的热门，现已趋于正常，有的甚至成为冷门；研究方法与角度也变了，通过研究实践的拓展和对方法论的探索，“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今运用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方法、学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来考察、诠释历史现象，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已不是罕见的做法。至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虽无改变，但它已不复是死板的教条和公式，而是可以由研究者按照研究工作实际自如运用的一种理论指南。总之，曾经使人感到单调、枯燥的中国近代史，已变得较为有血有肉、丰富多样。它让人们看到的史实和真相更多更细，它对历史的解读也更真实更完整了。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是有近代中国卷。
近20年来，在百花争艳的中国史苑中，有一枝光彩照人的奇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这就是日益复兴的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研究》编辑部鉴于作者来稿选题雷同、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经过反复思考，决心同作者一道扩大治史视野，突破史学研究中沿袭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入手，拓展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并以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结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改变以往史学著述呈现的苍白干瘪形象，使之更加血肉丰满，生动鲜活。基于上述考虑，编辑部会同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于1986年10月在天津召开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社会史应当作为一门专史进行研究的共识,并于1987年第1期发表短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自从开这个风气之先以后，便将其定为成规，坚持与有志于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单位合作，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社会史研讨会（自1994年起改为国际性社会史研讨会），以发现人才、推荐作品、不断把社会史研究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当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社会史研究处女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如今大都成了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历史研究》也有了丰厚的积累，业已发表上百篇社会史论文。如今，社会史作为一门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专史，凸现于百花齐放的史苑，已成不争的事实。是有社会史卷。
最近十几年，冷战史研究已成为中外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促成“冷战热”出现的直接原因，一是冷战已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二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东欧各国大量档案的解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三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为学者互通信息、共享史料、交流学术成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冷战史既可兼收并蓄，又可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后世界的演变提供一条比较清晰完整的线索，这便是它独特的诱人之处。现在，冷战史研究不仅吸引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参与，还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跨国分工与合作，中国学者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冷战史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历史研究》编辑部就以敏锐的眼光和极大的热情关注、支持这一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领域，先后就冷战史研究的状况及其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冷战初期一些重大事件的考察、冷战背景下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等问题，组织刊发专题研究文章，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在《SocialSciencesinChi鄄an》发表了三组冷战史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三组文章已被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网站全文转发。是有冷战史卷。
学术书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轨则和水平。学术期刊发表学术书评，旨在繁荣学术，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的“征稿简约”即将“国内外史学界重要论著的评论或介绍”作为五项主要“本刊内容”之一。50年来，共发表各类书评约340篇，占文章总篇数的8.5％。书评一直是这份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起死回生，但不良学风也潜滋暗长，庸俗化书评即是显例之一。学术含量低、采用八股程式、形同劣质广告的书评大行其道，助长了文化垃圾的泛滥，污染了学术空气。学界同仁一再呼吁史学杂志改进书评工作，希望由此入手，进而逐步恢复中国历史学的良好学风和优良传统。1996年春，在中国史学会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的倡议及支持下，在张亦工先生的主持下，《历史研究》等北京六家史学杂志，合作成立了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旨在通过相互沟通，相互观摩，共同促进史学杂志书评工作的学术化和规范化。在这种学术合作框架下，《历史研究》编辑部精心组织编发了具有较高学术品质的书评，其中一些严肃的批评性书评在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为净化学术空气、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是有书评卷。
过去的50年，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历史研究》为发展繁荣中国的历史科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将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为提升中国历史学及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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