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一本1946年的旧期刊中翻检到一封陈白尘致上海某编辑的信，该信未被已出版的任何有关陈白尘创作生平的书提及。而信中言及的《升官图》等几部剧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陈白尘的喜剧创作情况不无意义，联系几十年后陈白尘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反思，不能不让人感慨中国政治讽刺剧发展历史的兴衰起伏。
该信落
“……弟现住□兄旧居之屋，但殊少写作时间。即使写些，也是耗子尾巴式，所以至今未曾向沪寄稿也。《升官图》已在《国民公报》连载，不日即将上演；《岁寒图》于月半前演出，成绩平平，但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结婚进行曲》于弟在蓉时即曾函蓬子要求收回版权，如今置之不理又行再版，不知是何道理？请于便中代为一洽为感。日前弟已与群益有约，将此书交该社作为全集之一种出版也。”
按信中所言《结婚进行曲》写于1942年妇女节前夕，约一个月后在重庆演出。它的前身是独幕剧《未婚夫妻》，约写于1940年春。因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结婚进行曲》在第二次重演时，曾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禁演。
《岁寒图》写于1944年春，据《岁寒集・后记》称，该剧“一直到1946年春天，才首次在重庆演出。而‘票房价值’又不高，除了《新华日报》以外，很少引起一般批判家的重视”。尽管如此，从上面的信中可知，在重庆上演期间，“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可见这部描写民众在那个时代穷困潦倒的剧作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陈白尘平生最得意之作还是《升官图》。他曾因屡次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和剧作，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嫉恨，所以抗战胜利后，重庆就有陈白尘在成都被捕的传言。为避免落入当局顽固派的魔掌，陈白尘不得不躲进《华西晚报》主持人田一平的住所，寄寓了20多天。正是在这短短的20多天里，他写成了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并在1945年10月至11月间的《华西晚报》副刊《艺坛》上发表。由上面的信可知，该剧还在《国民公报》上连载过。1946年2月旧政协会议之后，《升官图》一剧公演，大受群众欢迎。“在渝轰动一时，弄得大小官儿啼笑皆非”。国民党当局不好公开禁演，便对它在各地的演出百般破坏，阴谋捣乱，甚至唆使众特务在剧场门口大小便以阻止观众。但这样做终究没能阻拦该剧在各地的迅猛演出势头。4月下旬开始，《升官图》又在上海连演，观众场场爆满，光华剧院的玻璃门竟因观众拥挤而破碎。当时的影剧评论说：“‘上艺’的《升官图》上演以来，连日客满。对于大官小官，陈白尘未免‘缺德’；而 黄 佐临的喜剧手法和丁聪的漫画装置服装，更加强调了这些人物的可鄙可笑。是本年度话剧的一部杰作。”
由于影响大，上海群益书店很快出版了《升官图》单行本。这部讽刺剧自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
国共内战爆发后，身在国统区的陈白尘继续拿起讽刺之笔，连续写了《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三部电影文学喜剧剧本，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顽固派。但这三部剧作均被当局的检查官“枪毙”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并不多，尽管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剧作针砭时弊，中国国民也需要这样思想深刻而又通俗易懂的作品唤醒麻木的神经，但是，由于战乱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解放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的冲击，陈白尘这位有才华的、擅长写讽刺喜剧的作家，正值创作年龄的鼎盛期，本应写出更多更精彩的讽刺喜剧剧作，却在《升官图》风靡各地之后，渐渐停止了他手中的笔，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创作“冬眠期”！
1955年，他在编选自己的作品集《岁寒集》时，就禁不住感叹：“不图六七年来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新作！”懊丧之情溢于言表。1957年，他在中国剧协一次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解放后有几部能经常上演的剧本？不多！每个剧作家又写了几部作品？不多！”他还举例说吴祖光抗战八年写了十个剧本，郭沫若在1942年后的三年里写了六个剧本，而现在写了些什么？――陈白尘说的是别人，却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
60年代以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依然不断，到“文革”时达到极至。陈白尘后来能够活下来就属万幸，更勿论创作讽刺喜剧了。在那个文学家个个“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年代，哪能产生什么像样的讽刺文学作品？
待到春回大地、拨乱反正之后，陈白尘总算能够重操旧业了，然而人却老了，体也衰了，才情已大不如从前了，尽管有很多写作设想，却最终未能圆梦。他曾忧伤地说：“得承认自己是‘江郎才尽’。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写写散文之类，是因为写不出剧本来了，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的需要’。”话里话外，透出了多少无奈和遗憾！
陈白尘晚年还曾有过创作一部《鬼趣图》的冲动，想勾勒一幅“新官场图”，使之与昔日的《岁寒图》、《升官图》合成“三图”，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讽刺喜剧“三部曲”。但这一愿望终成泡影，残酷的岁月，已把他喜剧创作上的智慧灵光消磨殆尽，梦想，永远停留在了梦想中。
《升官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的高峰，也是陈白尘创作生涯中的扛鼎之作；《升官图》以后再难以产生类似的作品，这是陈白尘个人的历史悲剧，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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