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越境的行旅》 蔡震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蔡震的近著《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越境的
《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虽是郭沫若未完成的史学论文，蔡震却从这里注意到了郭沫若学术文化思考的起点，而且从中国古老文明的衰落与日本崛起的文化比照中，意识到了重新认识与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先秦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五四”期“打倒孔家店”的高潮中，郭沫若“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此，蔡震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流亡日本时期，蔡震注意到了郭沫若在潜心治史的同时，关于日本文化以及中日文化关系的思考。这是以前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郭沫若此时正在思考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中国与欧美一接触是失败了，而日本与欧美一接触却收到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前，中国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后，却很不容易接受？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郭沫若认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是中国从日本学习资本主义文化。郭沫若于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接受资本主义文化”这个命题，至今“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自传写作，郭沫若说这是为了减轻自己“记忆的负担”，蔡震进而阐释这是“怀旧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郭沫若“可以把关于人生的怀旧情绪包容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心态之中去”；同样，郭沫若把自传写作“作为减轻记忆负担的工具，其实表明这是一个为了忘却而记忆的写作过程――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的回忆变成历史的记录，把记忆里的生活做成历史的文本”。这就使郭沫若的自传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写出了历史中的这个人”。这些阐释，给郭沫若自传赋予了新意。
以往研究者对郭沫若在日本20年的生活，多从其创作、著述本身去解读，而绝少关于其行止、交往、生存状态的叙述。尤其是后10年的流亡生涯，郭沫若似乎闭门著述，远离了日本社会与文化环境。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蔡震从郭沫若与日本作家藤森成吉、村松梢风、谷崎润一郎以及与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等人的交往中，有了较多新的发现；尤其是对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的关系，通过大量史实，澄清了前人的某些误断，作了令人信服的辩诬。当然，蔡震也注意到，作为政治流亡者郭沫若当时“苦涩”的心境，它所包含的民族的、伦理的、道德的、经济的种种因素，使他与田中庆太郎的密切交往中，不免含有一种复杂的心态。1997年出版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这部珍贵的史料书，尚需史学、古文字学的学者们参与发掘与研讨，方能深入堂奥，得其真谛。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
此外，书中还作了许多有益的考证工作。如对《樱花书简》中许多封书信落款时间进行了正误，关于《题扇五首》写作时间的考订，郭沫若致原田淑人信、致金祖同信、周作人访问郭沫若、傅抱石在东京举办画展的时间等，作了很仔细的考辨。
关于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通过何许人、以何种方式说服蒋介石取消通缉令，才得以“今日归来入阵营”，众说纷纭。蔡震经过细密的疏理与考辨，认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处长何廉起了关键作用。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生则是接手操作郭沫若归国事宜的承办者。以上辨析，为我们走进郭沫若、深化郭沫若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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