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好争辩的人，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
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在上中学期间，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上了；16岁时便博得“南国诗人”称誉；17岁时被郑振铎、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游学欧洲期间，以法文在著名的《欧罗
梁宗岱好争辩是有了名的。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徽因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读到韩石山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沈从文等人，阵容名气之大，一时轰动文坛。
梁宗岱与诗人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信末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否则谁乐意就“诗”的问题讨论几天几夜，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
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后，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而又要争辩的产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定非常有趣。这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
梁宗岱好争辩，也许今天人会想，那一定会得罪不少人。是的，他一生得罪过不少人，但有意味的是，却大都不是与自己争辩的人。这些人与梁宗岱之间倒常常是别一种结局。例如那次被韩石山称为“一场恶战”的有关名词论争后，梁宗岱的几位争辩对手，即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等，关系“仍一如既往，甚至比以前更亲密了。”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
1981年，沈从文先生到广州，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首先就询问梁宗岱的境况（当时梁在广州任教），表示想去探望他。沈先生对记者说：“多年不见面了，有多少话要谈啊！”梁宗岱逝世后，巴金先生很快由上海送去花圈吊唁；自谓：我虽然差不多天天都在读诗，自己却始终没有提笔写一首诗的朱光潜先生，从北京送去一幅挽联：
“毕生至亲，既丧逝者行自念；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在人间”
此外，那位曾为新诗节奏而与梁宗岱大打出手的罗念生先生，与梁宗岱成为终生挚友。粉碎“四人帮”后，梁宗岱拖着病体，赶译出歌德《浮士德》上卷，远在北京的罗念生教授，赶紧为他联系出版事宜；梁宗岱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上相当自负，但晚年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却能听取老朋友的意见。罗念生教授回忆说：“此译稿我提过一些修改意见，他都接受了，出乎我的意料。”这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之中。粉碎“四人帮”后梁宗岱到北京参加全国四次“文代会”，罗念生教授又最早赶去探望……
以上，笔者简单串缀史实，用以说明当年梁宗岱好争辩的性格和争辩后的结局情况。在今天的现实中，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可老一辈学人为何会如此呢？在笔者看来，大约首先争辩各方有一个共同基点――科学精神――我爱友谊，但更爱真理。在真理面前，哪怕是要好的朋友，也必须服膺。在这一共同的基点上，才会自然地引出这样的结果――可以激烈争论学术的正确与否，却不相互攻击人格，不泄私愤；这样，争辩才恰当地被限定而不伤及彼此的友谊，甚至能促进友谊，相互敬重。
可是眼下一些文字论争，往往彼此形同水火，判若仇敌。那汹汹的气势，那自以为真理在手，横加指责的道德判断，实在让人望而生畏。由好争辩的梁宗岱先生看去，他与争辩对手之间的关系情形，真叫人感触万千，真不希望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清气雅量和尊贵风度，从此成为遥远绝响。故草出此文以志无限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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