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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改制元年

2005-11-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深度

大学出版改制元年博弈■本报记者 陈香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转制”,是大学出版界最热门的一个词汇。媒体、公共场合、私人聚会,都会看到大学出版人兴奋然又带着一丝因不可知的未来而惶

惑的神色说起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转制。”

然而,随着官方整体出版体制改革时间表的延后,行政主管部门调研结果和改制思路出台的一再延缓,大学社母体――高校对大学社转制的坚决否定态度,大学出版转制瞬间进入冰期。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然而,“沉默是为更高层次的跃升做准备”。(大学版协常务副理事长彭松建语)一年间,清华大学社完成企业化改制,北京大学社完成企业法人登记,同时,作为大学出版改制试点,两家大学社获得国家所承诺的财税优惠政策;3月16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宣布成立出版集团,实现大学内部文化企业的资源整合;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社,正在理顺企业员工劳动人事关系,加强内部管理,为“可能不远的将来”做准备。

井水微澜。但还不仅仅是这些。大学出版转制第一年,大学出版的有识之士正在对大学出版社改不改制、如何改制、改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改制后所存在的隐忧达成共识。

11月底,五年一次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即将举行。会议有望公布行政部门对大学社定位、体制改革的调研结果和指导思路,我们相信,这一年间,大学出版人的探索和共识对这次会议而言,意味深长。

同时,我们也深信,记录下大学出版界在大学出版转制元年百味杂陈的心路历程,会为大学出版发展史留下非同寻常的一笔。

是为记。

第一年:行走与观望

2005年,清华大学社低调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改革,媒体鲜有报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企业法人登记,但社长王明舟表示“不愿过多谈论”,该社编辑告诉记者,“感觉没有多大变化”;

复旦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学校讨论的问题,不是大学社能决定的”,同时表示,将尊重学校的意见,作为学校科研出版服务的机构,同样可以做得好;

3月15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宣布成立出版集团,实现大学内部文化企业的资源整合,但有业内人士评价,集团的成立从体制改革上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大学版协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天蔚表示,“大学社是一个特殊群体,要调研,要看试点单位的情况”……

“都在等待。”大学版协副理事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告诉记者,如果国家决定大学社进行体制改革,肯定会有一系列政策出台,显然,这些政策尚不明晰。

相对而言,大学社的管理体制相对复杂,其行政领导并非地方出版行政部门,人事、资产等都归高校管理,但是,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接受地方出版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对具体的学校而言,对高校出版社的具体定位也一直未有明确的共识,但大都希望大学社作为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非盈利性的机构,纳入学校总的管理当中。“现在,整个国家的出版改制并没有按照时间表来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并不像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更何况,大学社身处高等教育体制内,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协调更加多。”肖启明告诉记者,所以,在大学出版进入转制的第一年,大学出版同人更多的是观察和思考,真正动起来的不多。

其实,对更多的大学社来说,他们在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这个五年才举行一次、由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工作会议,这一次,对大学出版界尤为重要。从去年开始,行政部门在高校出版社密集的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对大学社的生存状况、定位、体制改革方向等做了大量的调研,而调研结果和调研基础之上对大学社转制的指导思路的公布时间一再推后,本次会议则有望公布。“这一年变化不大,但‘暗流’不少。”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改制博弈棋局

改革就是过大关。其中最大的关口,可能就是大学出版者一年来对大学出版转制达成的共识。

“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文化体制进行改革,部分可以是公益性的,但部分必须是经营性的。”大学版协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彭松建说。但是,他指出,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则出版社应该进行改制,但是,改制的过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绝对不能一刀切,只能成熟一个再改革一个。

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转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资产的授权经营。目前,大学都是事业单位,国家的法律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授权大学来管理大学的国有资产。彭松建认为,北大社、清华社能够进行改制,是因为国务院已经授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大学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在这个前提下,大学才有权授权大学社的管理者经营出版社。据了解,国家即将出台相关文件,将清华、北大的经验复制。所以,大学社的改革是与国家的整体改革步骤相适应的,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彭松建认为,不主张大学社的转制仓促上马,“首先应该是立法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下面才好操作”。

转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二,就是出版社本身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管理队伍。“法人治理结构其实就是‘人治’。”彭松建精辟指出。那么,在大学社的领导层层面,应该有一支能力强、懂法律、懂经营的管理队伍,显然,队伍的建设也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说,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三者必不可少,治理结构的健全也需要时间。

转制大学社在市场上还应该具备充分的企业运营经验。虽然现在大学社都是企业管理,但在各方面的运作上还是留有“事业单位的尾巴”。彭松建比喻。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大学出版者达成共识,改制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确定大的框架下,要一步一步向前走,进行渐进式改革

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社都是转制后才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呢?清华大学社社长李家强认为,“未必”。大学社一百来家,发展状况都不一样,生存状态各自不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自前途自然不同。肖启明进一步阐明,部分大学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现行管理体制造成束缚和阻碍,那肯定是要突破这种阻碍的。部分出版社,已经需要进入资本运作阶段,但原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下,产权并不明晰,既谈不上授权经营,更谈不上资本运营,那肯定需要改制,但出版社发展情况不一样,如果现行体制不形成对它的阻碍,就谈不上体制改革的要求。

比如一些特别专业的出版社,实力有限,资源有限,实在不必一刀切,“可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甚至不必每个出版社都要按照企业化的管理”。

生于忧患

改革将是利益的调整,而任何利益的再分配都是一场博弈;改革也将付出成本,这些成本将由谁来支付?

隐忧之一,职工去留问题,实际是改革成本的问题。部分有学校编制的大学社资深编辑和骨干人员因为担心出版社企业化后缺乏保障,已经回到了学校。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学社改制的深入,这种现象会愈演愈烈。

对此,肖启明认为,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加大投入,高校教师社会地位、待遇的不断提升,这类事实避免不了。而别无他途的是,怎样把大学社搞好,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而彭松建给出的建议是,结合清华大学社的经验,长期保留部分事业单位职工,否则一是改革成本太高,“政府不可能一下拿出几十个亿的人民币来付这个成本”;二则职工的转制思想阻力太大,应该考虑到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人”身份的看重,“比如北大社的老编辑,不可能一下就是社会上的人,而不是北大的一分子了”,所以,应选择自然淘汰法,等这批事业单位编制的老员工慢慢退休。据了解,目前日本的大学社也在改革,也是采取这样一个折中的办法。

隐忧二,利益平衡的问题。改制后的大学社产权明晰,管理到位,激励有效,且也有可能争取到国家的财税优惠政策,可能会成长得很快,他们会不会侵犯到未曾转制的大学社的利益?

彭松建认为,肯定只有少数几家大学社可以做大,这也是经济客观规律。但不做大,可以做强。“各人一亩三分地,有人打500斤谷,你就打3000斤谷。”对于中小型大学社而言,做特、做优、做精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未来情况是,对有的出版社来说,并不是越大越好,小的就不好。可以在专业上有自己的地位,做小而专的出版。一个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还是会在某些专业上占有优势,大学社能利用好这个资源,也是一种出版生态。所以,体制改革后,大学社也许会有很大的,也许也会有很小的,小社的发展道路,就在于有没有特色。要是没有特色,无法维持作者和方方面面资源,“那死就死掉了。”肖启明的这句回答多少有点苍凉。

隐忧三,大学社转制后如何保持大学社的办社宗旨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文化企业还是和物质生产企业不一样。文化企业讲究品牌,而这个品牌,更多是指文化操守;而且对于大学社而言,充分运用自己的大学资源,做出学术特色,才更能在出版界长远立足。

隐忧四,转制后,大学社与各自大学的关系如何界定

诸多大学出版人认为,转制后,大学还是大学社的母体。清华大学社离开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社,同样,北大社离开北京大学就不是北大社。大学社充分利用大学的人力资源、选题资源和影响力,才能发展得更快。

隐忧五,国家所承诺的优惠财税政策是否可以大面积铺开?如果不可,是否对非试点单位不够公平?

据有关人士透露,其实,文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都是应该返还文化企业的。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出版社所得税照征,但国家会将其返还出版社。向大学社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是应该返回大学社作为基金的,但是,教育部用来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部分来自大学社上交的企业所得税;所以,现在只有试点单位能够享受到优惠的财税政策。

★个案

清华破局■本报记者 陈香

在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出版业里,转制过程中如何清产核资,如何搭建公司治理结构……绝大部分出版社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国家整体的出版改制并未按时间表进行,而众多大学社因身份的特殊,多种复杂关系的累积,转制生态更为庞杂。

11月底,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将举行。在此背景下,大学社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清华大学社企业化改制的顺利推进,无疑,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清华突破大学社改制困局,大学出版转制进入元年计时。

清产核资

清晨,北京这座庞大的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大部分上班族还正在穿越这座城市的时候,清华大学出版社董事会秘书、副社长刘全友已经来到了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压力”,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卢先和说。“鞭打快马”的压力,除了目前出版的大环境外,还来自这个原来只是作为行政单位的完全企业化改制,对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员工的明晰考核制度。

早在2004年,作为大学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清华大学社就已正式进行法人注册。获得了明确企业身份后,清华大学社就聘请了专业公司来清查家底。“根据以往大型国企的转制模式,清产核资往往是第一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谁是大学社的出资人?国务院已授权清华大学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大学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清华大学校方作为出资人,对清华大学社行使出资人权利。对于地方大学社而言,可由省财政厅授权。清产核资的目的,就是核定学校出了多少资,该折旧的折旧,该报废的报废,完全按照企业会计来计算。“学校投入多少,划到企业账上,作为学校对企业保值增值、业务考核的依据。”刘全友说。目前,清华大学社对原有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和划转已告一段落。

资产清查中最棘手的部分,就是理不清的财务纠纷和无法变现的存货坏账,如何从转制后的资产负债表中抹去。据记者从清华大学社了解到,出版社不良资产不多,财务运行良好,完全可由出版社自己消化。

搭建现代企业制度

“清产核资后,是设立董事局。这是建立现代企业的根本。”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清华大学社确定直属于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等同于出版社的股东会,相当于国资委,派出和任命出版社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董事会之下设立清华大学社的经营班子。据刘全友介绍,董事会成员由学校任命,包括控股董事长、校长助理荣泳霖,校教务处长、控股财务副总、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和书记。但是,与同时进行的日本大学社改革可以自由募集投资人、可个人持股不同,清华大学社作为清华大学全资出资单位,根据中宣部有关规定,外资不能注入。转制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可以继续使用清华大学的校名,但是清华社下属参股控股公司原则上不可以再用“清华”的字样。

就企业管理结构而言,出版社经营班子主要设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等。社长由董事长来任命,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由社长提名,董事会讨论,董事长任命,社长为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中层管理干部由社长直接任命。“计算机与信息分社、理工分社、经管与人文分社、外语分社、音像电子分社以及职业教育分社等6个下属分社社长由社务会成员兼任,由董事会考核。”刘全友补充。各分社实行独立经营,成本、效益独立核算。

人事围城

“改革对职工触动最大的,应该是人事和工资结构的大调整。”清华大学社第二事业部主任李江涛如是说。

20世纪90年代末,清华社就在人员聘用上采取了合同制的企业编制,出版社员工身份转变相对顺利。“企业人员一定是企业编制,但作为学校投资的全资公司,部分高管保留学校事业单位编制。”刘全友说,保留学校事业编制的不过几十人,不到社里的十分之一;离退人员全部退回学校,现在事业身份的人退休后也退回学校。清华大学还允许出版社从学校借调急需的各类人才。但从出版社改制为企业起,出版社不再引进事业编制的人员,统一采用聘用制。

对业内人士就人员身份对清华社转制不彻底的质疑,刘全友表示,学校有专门文件规定。“如果高管不是学校的人,怎么能保证出版社与学校同心同德?”

勇敢者游戏

清华社转制后,薪酬调整较大。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业务骨干试行年薪制,年收入要同企业的经营规模、业绩、经营难度、经营风险等方面挂钩,年分配方案要由董事会确定,“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具体数额多少,刘全友称为“商业秘密”。

其他员工,按照企业工资结构走,与学校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都是基本工资+岗位津贴+效益奖金,基本工资由工龄、职称组成,略有不同,其他就完全是岗位定酬,同工、同酬、同福利。”

而据李江涛告诉记者,清华大学社原来分为临时编制、企业编制、事业编制,光是基本工资就可以相差1000多元,现在则是一律拉平,完全是按照工作业绩定薪酬,老员工、编审也可以往下走,新员工也可以往上走。

绩效挂钩之后,就是具体管理办法的调整。据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社的编辑、发行部门根据绩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对人事部门则采用出勤率、服务态度等指标进行末位淘汰。

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出版转制试点单位,清华大学社按照国家有关文件,享有优惠财税政策。这一优惠财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不可能全面铺开,无疑让许多大学社老总心生羡慕。

作为掣肘绝大部分大学社转制的校方态度,在清华大学社这里似也是一路坦途。清华校方态度明朗:“出版社应该作为企业,应该转制。”对于转制后的大学社如何保持大学社的办社宗旨,清华社认为,经营得好,才能投入更多为学术出版服务。

作为清华改制的亲历者,刘全友感触颇多。“虽然基本工作内容不变,但内部机制变化很大。干部任命,进人,出人等。”卢先和则快人快语:“最起码,我分管的这个范围,我说话是算话的。”天时、地利、人和。清华改制,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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