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抢了小说的心理描写；“真情讲述”抢了小说的煽情；“今日说法”抢了小说曲折的故事；电视画面抢了小说的风景描写。对东西来说，现在也许只有“荒诞”这一条路可走。
秋日的午后是宁静的，在现代SOHU的写字间里，作家东西带着他多年的积累接受了本版记者的采访，这就是刚刚由
此时，外面正下着小雨，车水马龙的喧嚣一墙之隔。一杯淡茶，几盘水果，水汽与烟雾的弥散中，作家东西的目光却愈显得深刻睿智。摆在面前的4卷本封面，都是方力钧的油画，夸张、荒诞，却与东西的作品默契地融为一体。每本书的封底，都附有设计不同的简历，最有意思的是，东西郑重其事地捧着一张纸，白底黑字赫然写着自己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好像要出事了。
有意无意间，他总是流露出一贯的幽默与荒诞。他笑称自己是偏远的广西来的，到北京有着莫名的紧张，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笃定与自信：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根据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根据长篇同名小说《我们的父亲》改编的连续剧已在央视8套播出。2005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长篇新作《后悔录》。站在这些丰厚的作品后面，作家东西没有理由不信心十足。
读书报：2005对您来说又是一个丰年，长篇《后悔录》虽然刚出版，但已在业内获得口口相传的好评，现在又出了《东西作品集》（四卷本），能分别评价一下自己的旧作与新书吗？
东西：《后悔录》从构思到写作完成，一共用去3年时间，现在被读者喜欢，我想也许是我抓住了人的共性，就是“后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没后悔过，就看你敢不敢承认，愿不愿意面对现实。另外，就是，我对这个小说的语言要求较严，尽量不写废话，小说写好以后，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几万字。在越来越没时间读书的今天，我这样做是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而《东西作品集》是我20年创作的一次集合，是一次向读者迟到的问候，这里面包括了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猜到尽头》、《不要问我》和《我们的父亲》等等，占我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包含了好几种创作风格，而没收入的百分之十是我的伪劣产品。
读书报：您把自己的四卷本分为城市版和乡村版，从乡村到城市的写作跨度，是有意为之还是顺其自然？
东西：没有刻意去分，像短篇集就一本，不分城乡。只有中篇集要出两本，就分了一个城市版、一个乡村版。我的早期小说写乡村的较多，动用的都是童年生活资源，像《没有语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长》等。后来随着自己进城，开始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交叉写，城市小说写得相对多一些，像《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猜到尽头》等。我的写作主要是从内心出发，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然后再去找故事，再去找背景。我想小说不管背景在哪里，读者主要关心的还是作品的内核，这就是为什么一部美国小说也能打动我们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却有相同的心理感受，无论你在城或者乡。在6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作家中间，有的是纯城市的，有的是纯乡村的，而我是交叉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的背景了解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
读书报：《后悔录》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生活。从社会禁锢到开放，主人公曾广贤都在情感的“霉运”之中，几次情感历程，人是物非。“后悔”不单是情感，而成了他的生活状态。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把握描写那个“禁欲时代”的？
东西：你所说的“禁欲时代”，是个谈恋爱都要向组织汇报，非亲、非婚男女同处一室都要敞开房门的时代，哪像现在各有各的隐私，大街上也可以接吻。小说并不是全部写那个时代，只是从那时写起，直写到现在感情泛滥成灾。其实，就是写一个我们情感变化的过程，准确一点是写性心理的变化过程。凡是和那个时代沾点边的人，现在都还受“禁欲”的影响，要么心存恐惧，要么拼命补偿过去的损失，都有点扭曲。而写禁欲也是想告诉后来者，我们自由的情感生活来之不易，不要以为是天生的，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在，多少人为了自由的情感生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读书报：阅读的过程是轻松幽默的，却总是引发沉重的思考，这些在您的作品中基本都有所体现，然而明显的又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作品是压抑的，有些是渲泄的。您能解释一下自己所追求的风格吗？是什么造就了您作品的荒诞与夸张？
东西：我作品的整体风格趋向荒诞、夸张和幽默，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很荒诞。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回忆一下“文革”十年，是不是很荒诞？很黑色幽默？很魔幻现实主义？那时候的早请示和晚汇报，难道不是荒诞小说吗？我一直处在底层，常常感觉到现实的力量很强大，所以看什么都是夸张的变形的，而且只有用幽默才能化解心理的不平衡，只有不停地嘲讽自己才能消解各种压力。就是今天这个社会，荒诞也没有消失，前段时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一小偷入室盗窃，被房主追赶，小偷奔跑时心脏病发作猝死，于是小偷的父母向法院起诉，状告房主害了他们儿子的性命。世界从来就没有不荒诞的时候。而且我认为荒诞小说逐渐将成为世界小说的主流。原因是传统小说已经被新闻和各种电视节目抢了饭碗：“名人访谈”抢了小说的塑造人物；“谈话节目”抢了小说的心理描写；“真情讲述”抢了小说的煽情；“今日说法”抢了小说曲折的故事；电视画面抢了小说的风景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现在只有“荒诞”这一条路可走。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就是一个典型的荒诞派。
读书报：您的写作始终是缓慢然而坚定地往前走，虽然不多，但每一部作品都不让人失望。您能谈谈自己写作的心态吗？您说过一年基本写5万字，那大部分时间您在做什么？
东西：用数量来衡量小说家是没道理的，比如鲁迅他一辈子写的小说还不如现在某些作家一年写出来的小说字数多，我们能说鲁迅不是小说家吗？现在供读者选择的精神产品太多，如果我们一味地堆砌量，而没有质，那读者在上了一两次当之后，就会转身而去。一个作家的写作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一座矿山，总体就那么多，有的是狂采，有的是有规划地慢慢地开采，结果都是掏空。当然我平均每年写5万字小说，并没有包括我删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看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最好看他删掉的那部分。多年来，我都是业余写作，每天都要到报社坐班，到了晚上才能写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我写得少的原因之一。近期来，我能专业创作了，产量仍然没上去，除了写作，就是看书、接电话、应酬、开会，出差，为朋友办事，写影视剧本，尽干一些荒诞的……
读书报：我发现您特别喜欢看国外的名著，他们的作品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东西：爱看外国名著，是因为他们的小说不做假，还因为受文学前辈言论的影响，他们说学习外国写作不是近亲结婚，能生产健康的孩子。当然读他们的作品，最愉快的是找到共同的心理感受。我刚从河池借调到南宁的时候，晚上重读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之后，还在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工作，他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经理说生病了。读到这里我就哑然失笑，因为那时我为了写作也经常迟到，第二天就像格里高尔那样跟主任说我生病了。至于写作受什么影响，我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任何人的写作都不可能只受某某人的影响，风吹草动、天气变化、父母老师的教诲，就是跟你对话都会影响到我的创作。读别人的书主要是借鉴他们的思维方法，学习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体会他们细腻的情感，而创作则要从自己的体会出发。
读书报：您现在的身份是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能谈谈平时的生活状况吗？
东西：在学院主要是创作，平时就自己写自己的。学院领导很开明，他们把我和凡一平调进去，是想对爱好写作的学生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每个月我们会搞一次大讲座，是贴海报的讲座，文理科学生都可以来听，主要讲文学影视作品欣赏，讲自己的创作体会。院领导的意思是让人文素养向理科渗透，希望来听课的人里面能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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