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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战争的关系

2005-11-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频繁,那是最恰当不过了。

西汉末期,中国人口6000万左右,中间打打杀杀,纷纷乱乱,经过千年的演变,到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查户口,洪武二十六年,中国人口恢复到6500多万,说明在气候、土地等两大农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也就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超过

一定的基数,农民战争就会起而调节。但是,由于明朝后期玉米、马铃薯及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普及,导致中国人口畸形增加,特别是这几种高产作物在丘陵地带也能够种植,这就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清朝开疆拓土,最终使得它的可耕地面积比前朝成倍地增加。于是清代人口创历史最高峰,鸦片战争前达到4亿多。有学者认为,洪杨起义跟外国的殖民入侵关系不大,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些学者认为,即使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洪杨起义还是会发生的,事实上,康乾盛世后期,大清的人口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秩序了,嘉庆一上任,面对的就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规模比较大的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所以说,农民起义就需要两个前提:其一,二三百年的和平让人口达到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其二,大面积的天灾突然出现,成为压垮中国农业社会旧有秩序这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遗憾的是,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了,马尔萨斯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几十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呼吁在英国,像中国的杞人一样可笑,因为以前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担心完全多余,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现在担心的倒是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了,特别是法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法国女人生孩子,就是热爱法兰西民族了。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呼吁有些可笑的话,那么面临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状况导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长,中国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出现一个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问题,中国的康熙倒是发现了,认为“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 《清圣祖实录》卷240 ,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叹“朕常以为忧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编 《康熙起居注》 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朕甚忧之”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 。乾隆帝发愁的同时,大清有个叫洪亮吉的学者,也在发愁,并且因此而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问题是这中国的马尔萨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导致生育的增长,他的措施如下:垦荒、移民、减税、防止土地兼并、艰苦朴素、开仓济民等。总之,这些最英明的帝王与学者,怎么着也不会想到限制生育这一条路上去。

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的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古代农民造反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穷困归罪于贪官污吏与皇帝的无能之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就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样,如果政府处置得当,那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处置不当,危机就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德日意的社会走向与美国的社会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遗憾的是,中国封建政府既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又搞不好社会公正问题,更对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影响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弥补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本文摘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端木赐香著,长征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而人口超过传统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社会危机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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