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东方红》成为“文化大革命”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和“绝唱”。
1965年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这次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一语惊人：“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对此问题，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地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留下口实。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 “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针对江青的责难，周思来要求编创人员 《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 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 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8月的一天，电影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拍录“松花江上”一场舞蹈场面。周总理突然到场。他是抽空来看看大家的，身边只带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演唱者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啊”好，还是“同胞啊”更有积极意义 他那平和且中肯的语气和艺术家们商量歌词的神情，倒像一位作曲家。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一口气审看了全部样片，这时的他已经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睛。就这样，电影《东方红》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东方红》作为两个国庆节的献礼节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创举，说明这部鸿篇巨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因为周总理对《东方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终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从1964年夏天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十五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仅一年时间。好景不长，《东方红》成为“文化大革命”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
（本文摘自《实话实说红舞台》，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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