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瞿秋白著 陈铁健导读 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
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一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了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由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为我们研究瞿秋白、进而回顾20世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保存了珍贵的原创史料，展现了选编者深刻的洞见和幽邃的视角。该书选编了瞿秋白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多余的话》、《心的声音》、《饿乡纪程》、《赤都新史》、《暴风雨之前》、《狱中诗词》等篇章，它们充分体现了瞿秋白“书生革命者”独特的文化气质和个性追求。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为写作原型，它栩栩如生刻画了其性格和气质。而“韦护”一名本身就暗藏玄机，是瞿秋白文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据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所说，韦护是“屈维它”的谐音，“屈维它”是瞿秋白在《新青年》、《前锋》等杂志发表文章时所用过的笔名。韦护，就是佛教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以最是嫉恶如仇的韦陀命名，是希望自己能够奋生入世，拯救天下。佛学对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佛教所宣扬的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善行的教义，很容易引起具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瞿秋白的共鸣。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革命者的抱负、胸襟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气质和境界。就是这种境界，使他面临人生的种种坎坷，直至死亡时都能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他在狱中所写的几首词《浣溪沙》、《卜算子》、《偶成》等就具有浓郁的悲凉情愫，颇具佛家淡定、寂灭的意蕴，这些低徊婉转、悱恻凄怆的诗文隔着悠悠时空印证了瞿秋白至真至淳的性情，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同时，也道出了生命中禀性与理智、意愿与责任这些二元抉择中的两难情境。
当然，佛学并不能真正调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比如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党性等，所以，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无法排遣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孤独，也无法完成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转换。瞿秋白一直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有着对精神自由本能的追求。幼时良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瞿秋白的文人情趣、文人气质，他不仅工于诗词书画，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趣味：听戏、吹箫、治印等。最能体现瞿秋白浪漫情怀的莫过于他的两段婚姻佳话，尤其是“秋之白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段“三角恋情”演绎为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瞿秋白的坦荡而热烈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本质上，瞿秋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诗人，当然，他充沛的情感是以革命作为底色的。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们）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们）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 人类 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将自己当作了一个客观的存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剖析自己，表现出“走在希望的途中”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的跋涉中对自我信仰的坚执。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据说，瞿秋白纪念馆前有一条名为“觅渡”的小河，从1899年到1935年，由常州至长汀，我们看到了一个毕生都在“觅渡”、探究生命的本质和归宿的瞿秋白形象。瞿秋白悲怆而求索的一生，正好吻合了20世纪形而上的世纪命题――追问关于人，关于生存，关于价值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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