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去世的消息使这个秋天又添了几分寒意。
我们是1956年开始认识的大学同学，明年就是我们这些同学相识50年。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石家庄的几个同学就开始筹划明年的聚会。王恩?由白玉民负责联系。大家都很想念老王，明年他能来石相会，叙旧畅谈，那该多好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已仙逝，和我们永别了。
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大学四年王恩?的形象，在脑海里一直浮现，亲切生动。拿出当年的照片，又看到他坐在我们中间，就坐在我的前面一排。四年的同学生活，历历在目。―――我不由得又想起他的入党问题。
1956年9月，我们进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我和王恩?编入文一（年级）乙大班三小班。王恩?是调干生，在三小班三十多人中，他年龄较大，入学时就快三十了。同学们因此就称他老王，把他当做老大哥；他也像老大哥一样关心同学。还记得我当时因为在县里搞运动，晚入学几天，开始有的课没有听，王恩?主动帮我，把他的文学概论笔记本借给我，让我补抄。老王年岁大，经验多，他个子不高，圆乎脸，大眼睛，乐观开朗，和同学关系好。王恩?还多才多艺，现在留给我们的印象，当时他是挺活跃的一个人。他会讲故事，能唱东北二人转，说得一口山东快书，冬天穿马裤和一件旧棉大衣。他还喜欢抽烟，用纸片卷烟丝吸。
王恩?在原单位承德文化馆工作时，就积极要求入党。上了大学，他继续申请入党，靠近组织，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表现都好，很快就成了入党积极分子，成为入党培养对象。而在要求入党的同学中，他又是表现最突出的。
那个时代，政治运动是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那些大学生，其实是以知识青年的面貌，在运动中成为一个角色群体。1956年到1960年的四年大学，政治运动连绵，各项劳动不断。王恩?响应党的号召，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论是整风反右、反“三风五气”、“红专辩论”、“自我革命”、向党交心、还是拔“白旗”插“红旗”、教学改革……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他都表现积极。在天津挖海河劳动，他是一身泥；在北京西山植树，他是满身汗；下束鹿搞教改，他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记得我们俩一起在车站搬运钢筋，当时俗称“铁勺子”。同心协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情景，如在眼前。但王恩?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并不都是盲目信奉。记得在束鹿搞教改时，他参加了电影剧本创作小组。他们采取的是所谓群众运动的方法。创作小组的几个同学坐在一起，讨论提纲，构思情节，然后分头编写。为了赶时间，白天黑夜连轴转。王恩?对这种搞法，表示怀疑。他私下说，如果这种办法可以搞成电影，还要那些专业作家干什么？这说明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他还保持着几分清醒。不过，总起来说，在“大跃进”中，他像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怀着对党的崇敬，怀着共产主义的纯洁理想，渴望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他是在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
从三年级开始，我当了班里的党小组长。王恩?或口头或书面，不断找我汇报他自己的思想、学习情况，检讨不足之处，争取批评帮助，希望早日入党。直到临毕业，我们党小组不止一次讨论过老王的入党问题，认为他从政治思想觉悟到实际表现，已经够条件了，同意吸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并多次向组织上反映过。但在那个时代，入党并不容易。说是“看出身，不唯出身，重在表现”，其实并不尽然。不知是院党委还是系党总支，就是不同意，认为他有“历史问题”。就我所知，即使在当时看，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也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原单位时就早已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了。老王恰恰因为有新旧社会对比的亲身体验，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所以他的入党，更多了几分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坚定。但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自己往往是无法把握的。直到毕业，我们班只吸收了两名出身好、历史清白、表现好的年轻团员入党，而王恩?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只好向老王说明：根据你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比一般同学更为严格的考验，只要坚持努力，终有一天会入党的。老王听后，一不灰心，二无怨气，表示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努力。
多少年来，王恩?入党一事给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入党的积极、单纯、一贯，那种对党的发自内心的渴望；更是在党组织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之后，他仍矢志不渝，对党抱有忠诚和信念。
王恩?的入党问题没有解决，毕业分配也不理想。王恩?来自承德市，老家是义县，但他想分配到天津市。我们这些来自农村或县城的大学生，大都想留在京津大城市工作、生活，这是很自然的。王恩?想分配到天津市工作，还有个实际问题，他有较严重的肺结核病，天津的医疗条件好，对他治病有利。结果，王恩?的愿望再次没有得到满足。同样，在个人的这点愿望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王恩?并无半句怨言，仍是乐于服从组织分配，回承德。就在同学们都分配完离校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王恩?仍留在北京校内治病（1958年高校院系调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
我和白玉民为王恩?在大学四年中没有解决入党问题，都有点惋惜和遗憾。我们相信他能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果然，多年以后，“文革”已过，我们再见面时，我得知他多年的入党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3年9月，我到承德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间抽空，特意去拜访王恩?。一见面，我就问他的入党问题。他说早已解决了。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欣慰。老同学久别相见，那个亲热劲，难于言表。王恩?还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模样，那么朴素，没有多大变化。他有“三朵金花”，也就有三位女婿。那天他为了隆重款待我，竟然把三位女婿都叫来作陪。三位当中，有一个是一把烹饪好手，由那小伙子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同学情谊，融入承德山庄老酒，人生之快意，想想不过如此。
席间，知道这二十多年，王恩?的工作多次变动，但他从无怨言，真正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的三位女婿对王恩?十分敬重，都说他们的岳父，把共产党员的好思想好作风传给了他们这下一代。他们关系十分融洽，情同父子。王恩?说，我就是教育他们做个好人，要做好事，不要老计较个人得失。
1985年，王恩?来过一次石家庄，大家见过面。记得还从我这儿拿走了两本大学语文的教材，教课用。这一晃又是20年。不想那次见面竟成永别。
现在回头看，几十年人生，不过一瞬。所谓命运，只有当过后再看，也许才能了解它的部分谜底。在几十年时代大潮中，我们这一代人，如蜉介一般，随波逐潮，起伏跌宕，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由开始的自认为是时代的弄潮儿，朝气蓬勃的大潮的主体，到50年后白发苍苍，被大潮冲到了时代的角落，默默无闻。
但是，我仍要说，王恩?是我的好同学、好同志、好朋友。他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业绩，却是一名普通而优秀的党员。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勤勤恳恳工作，默默奉献。他虽已病故三年，但我觉得，他好像还活在世间。在这萧索的季节，那宝贵的同学情谊、同志情谊，却温暖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2005年10月29日初稿，10月31日二稿，11月2日改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