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借鉴古典文献学的传统惯例，汲取以往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的成功经验，根据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些基本的工作标准，并酌定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
“随着历史发展，史料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史料的作用也会不断地提高，当前我们需要重新观照
三个学术会议
据悉，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是“文献史料专号”，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问题，使200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年”有了一个集合性的成果。
9月14日，本报发表《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惊现于世》的消息，当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理事会在清华大学召开；那天在清华大学二所一个拥挤的房间里，聚集了现代文学界温儒敏、吴福辉、钱理群、蓝棣之、王中忱、秦弓、王信、解志熙等十几位学者，大家议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史料。
李楠博士发现张爱玲小说佚文之所以引起各方强烈关注，特别是学术界的关注，除了张爱玲本身的知名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年来，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问世，对张氏作品的辑佚工作也成绩不凡，研究者大都认为张氏作品、至少是主要作品已搜罗殆尽，以至于不久前张氏作品集《沉香》的出版，被有的学者称为张氏最后的辑佚。但《郁金香》的发现使大家猛然认识到，张爱玲的作品尚有如此重大遗漏。陈子善考察近年来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聂绀弩全集》《罗念生全集》等，均有全集不全的现象，有些遗漏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
在最近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现代文学界连续召开了3个较有规模、而且集中了现代文学界大部分顶尖学者的学术会议，主题都与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密切相关。其中，一年前的“徐州会议”，学术界十分重视，成果较大。那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于2004年9月21日至23日在徐州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紧密切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宏阔的历史背景，确立以“史料、方法和学风”为会议主题。学者们认识到，如何坚守应有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突破与超越，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思考的核心问题。
2004年10年13日――16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和洛阳召开，来自全国现代文学及相关学科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现代文学的史料文献问题及其对文学史叙述的影响等话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触及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实质性内容，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会者普遍意识到，史料的发掘整理，孕育着现代文学研究新可能与新突破，也是加强本学科史学素质、理性品格的有效途径。
稍早，2003年12月20日至21日，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和河南大学五家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与会者就文学文献整理工作的意义和方法等话题达成共识。2004年第3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集中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讨论成果。这一期恰逢该刊创刊百期纪念。
抢救
因为现代文学距离现时代较近，人们往往不重视这一时期的史料抢救与保存。可事实是很严峻的。近20年前，学者王乃庄在文章中曾谈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天，他去访问老舍的一位做杂工的外甥，但被告知这人已于一年前去世了。第二天，他又去拜访老舍读师范时的一位老同学，得到的回答是刚去世一个月。第三天，他又去走访老舍的姥姥家，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老舍的表侄家，但不幸主人刚去世一星期，更令人不胜惋惜的是，死者遗下的一部日记被子女认为是无用的废纸，已在三天前烧掉了，据说那日记上还有关于老舍的记载。”（《舒乙与〈老舍〉》，《北京日报》1986年9月19日）。这一事例后来被樊骏引用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讨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长文中。
关于抢救现代文学史料的急迫性，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几年前曾忧虑地说，现代文学的材料虽然时间距离现在较近，但有个很不利的条件，现代印刷技术发展以后，纸媒体所用纸张的质量，与中国古代书籍所用的宣纸相比相差很多，保存年代很短。所以，几十年前的书，现在有的已松脆腐坏，无法翻阅。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现代文学――当然也包括各种现代史料的抢救工作刻不容缓。――这一点当时给采访的我留下深刻印象。
“清华会议”后，学者们达成的第一点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是亟待抢救的文学和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并将它们刊布出来，不仅是为现代文学学科保存资料，而更着眼于这些文献本身巨大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传承。鉴于‘贵古贱今’的观念在文献学界的巨大影响及其对国家文献工作政策的无形主导，使得现代文学文献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搜集与整理工作被迟滞，以致这些去今未远的文献却面临湮没与散佚的严重危险，因此，与会者在呼吁文献学界改变传统观念、要求国家调整文献工作政策的同时，更感到特别有必要提醒学界同行：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文献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次“清华会议”，学者们再次认识到，鉴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文献学基础还很薄弱，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各自为政、无章可循，不利于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开展和成果的交流，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借鉴古典文献学的传统惯例，汲取以往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的成功经验，根据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些基本的工作标准，并酌定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
清华大学文学院的解志熙近年来下了很大功夫，辑录、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获学术界好评。他说，：“由于许多可敬的从事现代文学文献辑佚和整理的先生们往往只安于埋头工作，默默奉献出他们的成果，却很少把他们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写下来，所以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顶多只是在个别的师生间私相传授，而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以致使有志于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在今天仍然难免暗中摸索之苦。”
刘福春也认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形成像古典文学研究界那样的学术规范传统，特别是在对待史料问题上。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如果材料错了，学者们就会认为你的论文站不住脚，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只要有新观点，材料的可靠不可靠是无足轻重的。
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方法的多样性，既给学界带来了活力，也造成了若干混乱，学术规范系统的不健全，直接导致学术界恶劣学风的蔓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对2003年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指出的现象触目惊心：当前研究存在史料研究不足，作家作品研究总量偏少且明显集中，重复性研究较多，观点虚假、注释引用不规范、抄袭明显等现象。与会专家指出，学风问题是快速时代的整体性的特点，学术腐败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
“清华会议”还提出了学术评价体制对史料工作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刊布，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往往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和发动，所以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但长期以来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出版体制和学术评论惯例，对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和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没有给予平等的待遇和公正的评价。有鉴于此，与会者呼吁学术界尽快改革不合理的学术价值观念和不公正的学术评价体制，首先应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积极主动地改革当前的学术评论，改革本学科专业刊物的编刊思路，努力对同行的文献研究成果给予与理论研究成果同等的重视、同样的发表机会和同样认真的评论。对此，参加座谈会的人士给予了积极回应。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富仁指出，随着历史发展，史料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史料的作用也会不断地提高，当前我们需要重新观照、唤起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需要重新挖掘史料的空间，史料未必是新的，但对史料的重新思考，也会拓展学术空间。《文学评论》副主编王保生说，当前要更进一步重视和开展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力求把史料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史料的新发现与作品重读，给一些学者带来了新发现的史料和重新解读文本的成果。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桂兴说，他20多年从事老舍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感到文献资料学是深入研究现代文学的基础，比如过去我们对老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和戏剧方面，而最近一些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对研究老舍的宗教思想尤其是所受佛教的影响极为重要。山西大学苏春生认为，资料的发现对成果的把握最有价值，通过材料翻阅可以还原历史现场，他建议重新启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工程，统筹规划挖掘和整理新的资料。
事实上，现代文学界在史料挖掘、整理、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刘福春介绍说，以新诗为例，7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80年代，新诗史料工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是出现了热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78年，由杭州大学和苏州大学发起并串联其他院校开始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81年起，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作，丛书被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乙丙三种，并也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这两个大型项目中，均有很多诗人的研究资料专集，这些专集的内容包括诗人生平、创作自述、研究文章选辑、著译系年及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是研究诗人的重要资料。
刘跃进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十分重视文献学，视为繁琐，以为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方法，就可以升堂入室，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此，我们曾“东倒西歪”，到处寻找这种法宝。追寻的结果，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一百年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别的捷径，只能在充分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我们的学问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研究才会有厚重的历史感。当然，这里强调传统文献学，无意夸大它的作用。事实上，进入学术领域，有无数条途径，传统文献学只是其中一种治学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我们每个人在选择治学途径的时候，当然有著更为复杂的考虑，绝对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回归史料，表面看来是研究方法和学风问题，但其深层动因则是中国学者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努力。
■相关链接
古典文献学与文学研究所文学史料工作
■刘跃进（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历来为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被视为建所之本。1960年初，周扬同志到文学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同志再次对于文学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从事“大中型”项目，图书资料建设是基础。为此，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钱锺书，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45万册。古籍特藏、现代善本以及5000余册剪报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资料建设的主体。所谓“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报纸。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以及书报自身的风化剥落，很多书报已经失传。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海内外稀见珍本。至于剪报，更应特别叙及。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1950年以来的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文学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报刊资料5000余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正是依托着这些资料，文学研究所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举其要者，如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到1964年已经出版九集。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国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研究者。从70年代末叶到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先后发起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选本及资料汇编。此外，还系统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传统文献学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其中目录学最为重要。我们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而版本学似乎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问题，其实不然。现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版本问题。校勘学，从广义来看，不仅仅是对读的问题，也包含著平行读书的治学方法。而音韵训诂等学问，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与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联系。我自己作永明文学研究，深感音韵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以前想都没有想到的。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年历学，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我们研究文学地理、文学编年，研究作家的政治地位，当然离不开这些知识。第三是先秦几部经典，如《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楚辞》等，这些书要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是所谓根底之学。第四才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资料。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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