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逝世时，我正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做访问学者。为了表示对巴金的怀念，除向研究生讲课时介绍巴金，还借来一些巴金的书阅读
对于巴金的逝世，日本同共、朝日和读卖等新闻社都发布了消息，许多媒体也有报道，知道巴金的人都为之惋惜。日本人有个习惯，不轻易对一个已故之人谈出自己的想法，但巴金是个例外。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野?二先生，巴金逝世后的第二天（10月18日），便在他的《秋凉》网页上帖出悼念文章。60年代，学生时代的?野?二曾听过巴金在京都所作的文学讲座，临别时还与巴金握过手，当时的感觉是巴金的手是那样的温暖，所以他说，巴金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一个手很温暖的人”。80年代初，巴金陆续发表他的《随想录》，开始国内有不少的微词，远在京都的?野?二敏锐地感觉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写了评论文章，高度评价巴金的爱国之心。巴金访问日本时，有人将文章赠与巴金，1984年10月7日，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中提到这件事，说：“日本京都有个?野?二评论《真话集》，称我为‘真正的爱国者’，倒比某些厌恶我的同胞更了解我。”（《巴金书信集》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感到巴金与冰心谈到“京都有个?野?二”，是他一生的骄傲！现在“日本京都有个?野?二表示哀悼！”
另一位从60年代至80年代多次参与接待过巴金的吉田富夫先生认为：“巴老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但有信念的老人。从《家》到《随想录》，巴老一贯追求人性。我估计巴老在某种失望中结束了一百年的人生，但是他的追求给后人反而带来新的信念和勇气。尤其是贯穿《随想录》的强烈的自审意识是除了鲁迅以外，其他的文学家所没有的，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吉田富夫先生是大阪佛教大学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汉学家与翻译家，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檀香刑》，都是由他翻译成日文的。他还回忆到1961年春天，巴老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后访过京都，时在京都大学中文系念硕士一年级的吉田富夫参与了接待工作。“当时我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警察到处刁难，情况比较严重”，但他却为接待巴金感到荣幸。
名古屋南山大学的中裕史副教授，虽然未曾与巴金有过谋面，但他读过巴金大部份的著作，对巴金有较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巴金先生是一位20世纪的时代亲历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见证人。巴金先生在文学创作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而写作的《家》是读者最熟悉的，影响最深远的长篇小说。在晚年还完成了《随想录》，说出‘真话’来总结‘文革’。巴金先生也在文学研究上做出杰出的贡献。由于他的倡议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开馆。巴金先生的仙逝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告一段落。”富山大学历史学家涩谷由里先生则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巴金，他认为巴金是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在学生时代便读过《家》，新旧价值观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描写，有一种永存的魅力保留在记忆中，最近，他写作了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家》的论文《家的历史，情景的记忆》，将发表在山川出版社《历史地理世界史研究》杂志上。我所在的关西大学，校长河田悌一博士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用了四个字概括巴金的逝世：“巨星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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