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佛教发展到唐宋，已基本上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八大家以张扬儒家思想为己任，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主张经世致用，但对佛家的思想并未一概拒之门外，在他们的传世诗文中留下许多痕迹。刘金柱的新著《唐宋八大家与佛教》，运用唐宋时期的正史、政书、别
“文以气为主”，由于作家才性气质不同，文体创作也呈现出不同风格。八大家卓而不群，兼擅各体。佛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把八大家与佛教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疑是重大课题。论者采用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论者首先讨论了八大家的文体和佛教的关系。在精读别集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文体，集中讨论，以点带面，深入挖掘。韩愈居众家之首，倡“文以载道”，排佛激烈。韩愈对佛教文化并没有提出全面否定，而是吸收其可资利用的部分，进行诗文改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刘金柱把佛教偈颂和韩愈的诗文对比，发现韩愈“以文为诗”，明显受到佛教偈颂的启发。《南山诗》连用五十一个“或”字，《送孟东野序》连用十二个“鸣”字，《上宰相书》中连用七个“皆己”、十一个“岂尽”，如此遣词运笔，显然与传统诗文的写作方式迥异。这种表现手法，直接借鉴于佛经的偈颂，并与佛教艺术中的罗列鬼神有关。刘金柱的考辨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提醒人们注意韩愈张扬儒道的同时，也在主动吸收佛教文化用于文体的新变。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动物寓言”，一向脍炙人口。刘金柱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比较了柳宗元的“动物寓言”与印度佛经故事的异同，得出了“寓言作为一种文体形式，从历史、政论文章中剥离并能独立存在和发展，柳宗元当功不可没，而佛教对寓言的成长、成熟，亦功莫大焉”的结论。沿着陈寅恪、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思路，提出了新的见解。欧阳修在古文观念上与韩愈一脉相承，他以自我修炼的方式对付佛教，相对韩愈更为理智温和。刘金柱以欧阳修的斋文、碑志为切入点，分析阐释了他与佛教的特殊关系，从中看出他为人为文的一贯性。曾巩的寺庙祈文、寺院建筑记，无不显示出他对佛教的态度。刘金柱紧扣排佛斗士与“吹捧”佛教的矛盾，从“与民同乐”、“顺应民情”、“合理疏导”三个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解释。王安石与苏辙的唱佛词，体现了二者对佛学相当深厚的造诣。论者认为：生活简朴，家庭和睦，是唱佛词产生的重要因素。苏轼，一代大家，论者众多。刘金柱以“乌台诗案”、“扬州题诗案”为文化背景，集中讨论苏轼故作迦语的心理机制。由诗词歌赋的“有为而作”，到善作迦语、故作迦语，这种文体写作重心的转移，实际预示着苏轼某种程度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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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与佛教》刘金柱; 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
以文体理论研究来说，古代众多的文体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流变，甚至消亡了。古人不厌其烦地辨体，其实是为了创作，而我们的辨体是为了欣赏解读，除了崇高的一面，还有“多识鸟兽草木虫鱼”的一面。论者在严谨阐释，精约辨析的前提下，注意到文字通晓畅达，不故作惊人语，平实朴素中，见出著者的文采与智慧。韩愈排佛最激烈，却将来京的从侄“送街西僧院中，令读书。”被贬潮州，寺院题诗，借此宣泄心中的不平。苏轼的父母、家人对苏轼的教诲与干涉，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经论者分析点评，我们立刻能感受到八大家鲜活的一面。于是在敬仰古人的同时，有了对话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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