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登坐着科莱侦探的雪铁龙警车，从里兹酒店出发，经由旺多姆广场，向南经过艾菲尔铁塔，进入卡斯蒂哥诺路，沿杜伊勒里花园中心大道再往西行驶，穿过小凯旋门便到了卢浮宫。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神秘死在博物
这是美国著名悬疑小说作家丹・布朗2003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中的开头一幕。这部面世两年后，至今（2005年9月底）还在中国香港和上海等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居于首位的小说，借用主人公罗伯特・兰登这位宗教符号学专家职业视角对我们烂熟于心的卢浮宫建筑和绘画作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卢浮宫这个世界最大最知名的博物馆，我早在几年前就已去过。但当我读了《达芬奇密码》后再故地重游，面对同样的建筑，同样的名画，感受已然完全不同。
再次站在博物馆入口的金字塔前的时候，我不再把它只当成一个装饰性建筑，当作留影的背景。它一进入我的视野，我立马就联想到神秘的宗教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我曾试图数一数它所用玻璃的数量，因为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说，这个金字塔是由666块玻璃构成的，并暗示了这个数字背后的奥秘和隐喻。我数了一阵儿，由于玻璃反光，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虽然玻璃的数字没有证实，但金字塔在我眼中的确更丰富，更神秘，也更有趣了。
进入金字塔的旋转门，沿着那个熟悉的台阶下到离地面57英尺的地下拿破仑大厅，放眼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向前无限延伸的大岩洞”。远远看去，那个悬挂于“岩洞”的上空的倒金字塔太像一个钟乳石了。不过，这样的感觉只有远观才有。它是那样庞大，那样的棱角分明。而最为奇特的是，在它的下面，居然也突兀地从地面冒出一个三英尺高的正金字塔的尖顶来，两个玻璃金字塔的顶尖就那么不偏不倚地、近距离地对应着。这组建筑和卢浮宫入口那个更庞大的金字塔一样，都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杰作。贝聿铭老先生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达到一种空间分割的效果，上面倒置的金字塔是一个造型被异化的天窗，而下面的正金字塔只是一个陪衬，使上面悬着的大金字塔在视觉上有一种稳定感，同时可以实现调和光线的作用。但是，在宗教符号学专家兰登的眼里，倒金字塔却象征着神圣女性的圣杯，下面的正金字塔则象征男性的“剑刃”。圣杯在上，剑刃在下，这正好照应了小说中隐修会大师、卢浮宫馆长索尼埃在“拱顶石”上留下的神秘诗句：“剑刃圣杯守护着她的门宅，星空下她可安息无碍”。
小说作家都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但丹・布朗的想象无疑是颠覆性的。《蒙娜丽莎》的原型是佛罗伦萨一位富翁的妻子，1503年达・芬奇为她画这幅肖像时，她刚满24岁。但丹・布朗为了在故事中证明达芬奇曾是郇山隐修会大师的身份，证明他在这幅画作中隐藏着“阴阳合一、男女合体”的信息，居然借用电脑分析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蒙娜丽莎》与达芬奇的自画像脸部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蒙娜丽莎》的原型有一半是达芬奇自己。有根据吗？因为这种疑问，我一进德农馆就直奔萨勒厅，希望重新审视那幅我自认为是最熟悉的名画。然而到了才知道，《蒙娜丽莎》已于2005年4月6日从原来略显狭小的萨勒・罗萨厅换到了国家厅。我几乎是跑步寻找到国家厅的。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展厅，空间较大，游客们可以从容地观赏这里的任何一幅画。《蒙娜丽莎》挂在大厅的正面，她虽然换了地方，但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没有惊喜，也没有愁绪，眼神中透出淡淡的喜悦，嘴角的那一抹微笑还是那样亲切。人们都集中在她的面前，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议论着她的原型以及她身上所隐藏的“密码”。想必这些人都是《达芬奇密码》的读者，跟我有着同样的好奇心。但不论人们如何议论，她依然以她固有的沉静、端庄和温雅，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不愠不恼，平和如初。
面对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原来那种强烈求证的念头不知何时不打自消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蒙娜丽莎没有变，变了的，是那些读了《达芬奇密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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