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保皇梁启超进退两难

“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梁启超之遭遇角色的尴尬不是始于辛亥革命之后，当年在日本流亡期间，在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合作问题上他就表现出进退两难。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比孙只小七岁，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气质、性格、禀赋的差异很大，所受教育，以及早年的经历也很不相同，孙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

1895年3月，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孙某 中山 非哥中 哥老会 人，度略通西学，愤妒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这大约是梁对孙最早的评价。

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当时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等。在答复章太炎的询问时，梁启超说：“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

1897年冬天，日本横滨华侨筹款要办一所子弟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为校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中山开始有了直接的交往，与康有为的态度不一样，梁对革命颇有心动。1899年7月，当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12个康门弟子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有心反清，与老师康有为立异，这是事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这一年夏秋，梁启超与孙中山往来密切，并逐渐赞成革命，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的主张比他更加激烈，因此有了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他们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诘问：“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表示悦服。当年，梁启超到香港访问陈少白，诚意眷眷地讨论两党合作事宜，推陈少白与徐勤一同起草联合章程。梁启超甚至起草了洋洋数千言的致康有为书，署名的共有13个康门弟子。其中说：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只是徐勤和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已向康有为通报，说梁启超“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巨款到日本活动，勒令梁启超立即到檀香山去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梁启超不得已离开日本，临行还与孙中山相约“共商国事，誓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这件事由于缺乏其他有力证据，而且署名的十三人中罗普从不赞成革命，考梁启超这一年行踪也未到过香港，所以并不可靠。

不过，梁启超在远赴檀香山前夕曾约孙中山“共商国是，还是说两党一定要合作”也是可信的（这从1900年他们的关系可见）。因为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梁启超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孙坦然不疑，就写信将梁介绍给哥哥孙德彰和其他朋友。《梁启超全集》中收录了他给孙中山的三封信，两封是1899年离开日本前写的，当时孙中山对他的犹豫、多变已有所不满，所以他的第一封信就有解释的意思，并表示自己住处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约孙中山在外面小酌叙谈。

正是有了孙中山的介绍，梁启超在那里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哥哥甚至让其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梁在檀香山几个月，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的想法，侨商不知其中奥妙，多入彀中，仅捐认庚子勤王起事的军饷就超过了华银数万元（不过多数并未到位）。孙中山得知后，认为梁启超失信，写信责问，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从此那里的兴中会也和横滨一样，多为保皇会所用，孙中山的地盘尽失，心中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当梁启超相约“共天下事”时，对梁等仍怀有最后一线希望的孙中山还是答应了。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反驳保皇会对孙中山“卤莽”、“大言无实”、“结识无赖”以及“叛逆”等谩骂，他说孙中山与光绪皇帝没有恩义，按照各国文明的公理，驱逐满人不是“叛逆”，“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行者”即孙中山。正因为梁启超的态度与康有为不同，不久以后（3月29日），他才会在美国写信给孙中山，希望孙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并表示等自己在美国借款千万的计划成功，“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相约“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由于1899年秋天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计划功败垂成，孙中山对梁的倡议一时也有疑惑，“迟迟未敢着手。”当年7月28日，梁启超到达日本，8月18日出发去上海时，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见，“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梁启超到达上海第二天就传来了自立军失败的噩耗，不过他还说：“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差不多同时（8月底）由日本冒险抵达上海的孙中山，目的之一也正是要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康有为：“吾即月给汝三百元”

梁启超之所以在保皇与革命之间有过进退两难，有过彷徨与疑惑，与他的经历、性格有一定关系。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因为办《时务报》而暴得大名，可谓少年得志。同时他性格中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孙中山与他见面时曾直率地批评他“狭隘”、“盈满”。前文曾提及杨衢云在和梁启超会谈后函告谢瓒泰：“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1902年6月，当冯自由去横滨码头接胡汉民时，胡对梁启超还颇有好感，认为“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胡后来也说：“梁启超初以能为时文，轻视学界”，“留学界间有发表反对保皇之言论，如《浙江潮》、《江苏》者，梁亦不以为意。”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认知，梁启超与黄遵宪交往颇多，即使在流亡期间他们也是书信往返不绝，梁受到黄的政治影响不是偶然的。1905年1月，黄遵宪曾有一信给他，认为君主立宪之路是最合适的，其中提出应避免革命之名而有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梁不仅同意这些看法，而且大致上就是如此做的。

再加上梁启超在实际中受到康有为的约束，康始终掌握财权，并以师尊的地位号令弟子，所以他终究迈不出革命这一步。

何况，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与《民报》论战的文字来看，他与孙中山他们也确有分歧，不幸的是后来民国早年军阀混战、政局纷乱等都被他言中了。亲历当年政治的近代史家李剑农分析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两派多年交恶的往事在梁启超的记忆中更不会消失。

（本文摘自《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