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中，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
最早是上世纪50年或51年，那时我十二、三岁，刚上初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开明、良友、文化生活等出版社、图书公司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学书籍。同许多走近巴金的读者那样，开始总是会被“激流三部曲”的《家》所吸引。记得读到鸣凤投湖的段落，竟无法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狂傲，觉得他的书已不能获得更多的满足，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其实不然，几年之后阅读又重新开始：这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对象。于是，在这个期间，许多报刊都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判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讨论、批判巴金作品，最先由上海的姚文元发起（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谈《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文章），之后，京沪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多个讨论、批判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这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这次重点读的除《家》之外，主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写二、三十年代革命者的小说。我们当时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和姚文元讨论巴金作品文章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不少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成为“右派”便是证明。而巴金笔下的杜大心、觉慧等，不过是些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式的人物。但我们也有一些疑惑，相互之间也有不同意见；讨论时便常发生争论。分歧主要是，巴金处理他的英雄所要逃离、叛逆的家庭、制度，决绝的同时其实也有保留，有温情，内心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是损害了作品的思想、艺术，还是因为有了这种复杂性，为作品的丰富感人提供必要的保证？另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一切与“社会主义”的观念不同，或稍有偏离的精神产品便要抛弃、否定，那么，历史上还能给我们留下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别的人我不知道，以我而言，对那些将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们这些50年代“造反者”隐秘的“恐惧”。
因为有了这些“难题”，便商议寻求“高人”指点。在打听到一些作家、理论家的住所或办公地址之后，便贸然前往求见。先后见面的有楼适夷、曹禺、林默涵诸位先生。杨晦、吴组缃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师，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记得是冬日，来到曹禺先生住的四合院，他将我们让进狭小的书房里。温和亲切，但话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提问回答说，我们（指他和巴金）都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总会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到了沙滩中宣部的传达室，我们提出访问林默涵同志，他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通过电话之后不久，秘书身份的女士来到门口，领我们小跑般穿过红楼，穿过民主广场，来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楼。林默涵先生最关心的，是周扬不久前在北大做的“文艺与政治”的演讲的反应（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周扬建立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演讲中对当时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有一些批评性的讨论），对于我们的巴金评价问题，却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含糊其词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态度。谈话间他突然提到郑振铎。说对郑振铎先生学术的批判，周扬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国后当面解释，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因为郑先生当年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0月17日因为飞机失事遇难。这番话是否是一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都沉默无语。批判巴金这件事，由于确实才疏学浅，也得益于我们的犹豫，文章最终没能写出来。现在想起来倒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第三次集中读巴金，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在80年代“历史反思”的思想、文学潮流中，巴金的《随想录》是重要文本；它既受到普遍的高度赞赏，也有一些并未见诸笔端的不同意见。在8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历史地位和时代责任问题，是当时思想界的热门话题。《随想录》显然对观察“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心理震荡和群体分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口，所以，我在学校讲“当代文学”时，很用了一些时间分析这个重要文本。我认真读着《随想录》，有许多感动，也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思索，当然也有感到不足的地方。毫无疑问，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触及我们思想深处的问题，比如关于“抵抗遗忘”，关于“讲真话”，关于个人在“历史反思”中的责任等问题。使我感动的另一点是，在启蒙主义、代言姿态、精英意识必然地受到质疑，其合理性的根基已经损毁的情况下，巴金却执着地试图通过自省、忏悔来重建“文人英雄”的责任。我当时很想知道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够做到一辈子毫不动摇地坚守他年轻时代确立的信仰？巴金的历史观，他对艺术和人生关系的看法，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等，不是没有可以讨论、争辩的地方；我在出版于90年代初的小书（《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里，也自以为聪明地提出一些疑问。但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冷静、知道限度的聪明人并不缺乏，而巴金这样的一如既往的“傻子”，却实在过于稀少。当时读《随想录》的时候，我也在读德国作家黑塞、伯尔、格拉斯的一些小说。我自然看到巴金与他们在看待、处理历史的“灾难性”事件上的不同。不过，也看到那些可以被称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点。所以，在课堂上，我移用德国一位批评家谈伯尔的话，来谈写《随想录》的巴金：……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确实使这句话重新被我们相信……
不过，巴金的离去，也确实象征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文学界热衷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虽然对“终结”的理解大有不同）。巴金的去世也许就是一个“宣告”？前些日子，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这个问题做学术讲演。提问讨论时，主持人钱理群教授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想向尾崎先生提一个幼稚的、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当你在说“新文学终结”的时候，你是快乐，还是伤感？这个提问引起一片笑声，以至于我没能听清尾崎的回答。在场的青年教师王风的话倒是听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洪子诚老师才对。”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形态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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