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在今天已经十分普及与平常，特别是在数码相机出现后，人们要得到一张精美的图片立等可待；要记录生活的瞬间，也不必手忙脚乱。我们享受到了摄影
摄影的产生过程并不是像我们所知道的其他重大的技术发明那样清晰明了，而是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最初，人们都把摄影解释为大自然自身的显现，而非人为创造的发明。尼埃普瑟这位摄影界鼻祖也将自己的成果定义为“光作用下的自然的再现”。他们的发明也不被看作是教育的结果，而是灵感的激励。
摄影起源复杂的背景预示了它多舛的命运。它一诞生就引起了人们的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摄影被视为工业化时代的收获、牺牲品以及矛盾的有力象征。一方面，摄影似乎体现了新的民主原则――让更多的东西展现给更多的人看，并威胁要将精英知识体制解体；另一方面，摄影又保留了工业化之前的魔幻观念和浪漫的直觉概念，摄影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体，又是一个文化衰退的证据。英国评论家罗斯金认为照片是机器的产物，与文化是相冲突的。一旦人们觉得“机械能代替技能，照片能代替图片，铸铁替代雕塑”，那么传统艺术就会受到威胁，而人类道德也会随之衰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相信，摄影是将大众文化的艺术降低为自然主义表现的主要支持力量，“像其他所有的纯物质发展过程一样，它使法国艺术天才人物出现极大的匮乏。”小说家福楼拜也认为，摄影是伪装的绘画，是工业化极大地发展了的丑陋的东西。
在争论中成长的摄影有其难以摆脱的焦虑，而缓解这种焦虑的一条途径就是高雅艺术摄影。高雅艺术摄影是一种合成艺术品，它将戏剧、版画、绘画与摄影混合起来。奥斯卡・雷兰德的《人生的两条道路》（1857）就是19世纪最引人注目的高雅艺术照片，它以戏剧性的场景传达了关于人生的说教。
摄影获得自由还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作者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摄影，描绘出摄影与社会之间的消长关系。在这一时期，摄影对于艺术的作用就像印刷术对于文学的作用一样。摄影使高雅艺术普及，在教育和提高大众艺术品位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欧洲，收藏珍宝的古老自私的贵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温馨的炉火旁边欣赏到这些稀世珍宝的图片；欣赏艺术不必接受任何教育，就像热恋之前不必接受教育一样。这一时期，摄影扫除了笼罩自身多年的阴霾，迎来了万里晴空，迎来了赞赏与欢呼，人们认为摄影将“启发大众，提高他们的修养，使他们更加出色”。
获得自由之后所带来的自信与安详在彼得・亨利・爱默生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爱默生不再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他认为，艺术终将找到科学基础，而且能够理性地进行探讨，而只有科学才是建立现代摄影派系的基础。他也不再把大众化与个人性对立起来，他认为：一方面，人们可以充分民主地创作；另一方面，艺术要具有特殊的敏感性。
如果说爱默生的主导理念是用科学指导人类生活的话，那么斯蒂格里茨的主要追求目标就是随心所欲地听从于自己的体验，并把主观性和相机的作用结合起来。对于他来说，科学是艺术的助手，而不是艺术惟一的开拓者。斯蒂格里茨与爱默生已经不再属于同一个时代了，斯蒂格里茨结合了其所处时代的现代主义价值观。
掩卷在手，作者已不知不觉地带领我们领略了那些19世纪的摄影经典之作，也让我们经历了那一次次影响至远的激烈争论，更使我们对摄影、对艺术、对社会、对人生都有了更深的认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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