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华名窑》 钱汉东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人有时需要犯傻，因为有些事情，有点傻劲的人才会去干。”这是钱汉东君写在《寻访中华名窑》后记里的一句话
对汉东君这种“傻劲”，笔者早有感受。记得去年七月下旬，跟汉东君通电话，问：“又要去哪里？”他告诉我：“马上要去新疆的吐鲁番。”吐鲁番？那不是“天下第一火炉”、曾使唐僧师徒一度举步维艰的“火焰山”所在地？！而且还挑了这“七月流火”（恕我在此讹用一回）的时候！我知道不可能改变汉东君“蹈火”的傻劲和计划，于是就只能说“路上小心哦”，还有带上防晒霜、防暑药什么的。后来知道，他在吐鲁番冒着47℃的高温（烈日下面还要高出许多），探访交河故城唐五代陶器窑遗址时，差一点中暑。还有更悬的“差一点”：前年汉东君到西藏寻访曲贡遗址，在途中突遭翻车，差一点送了性命……至于寻访中所遭遇的狂风暴雨，经历的荒僻苍凉，感受的劬劳艰辛，那就更不消说了。有些窑址所在地的专家闻悉汉东君是上海人，都不禁为之讶异：“精明的上海人也肯如此吃苦？”可他们又不能不信，眼前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位“自讨苦吃”的上海人。
寻访中华名窑是一种学术性的田野考察，光有股子“傻气”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的“底气”――专业的底气和历史、文化的底气。汉东君多年浸淫于古陶瓷的鉴赏和研究，而且不滞留在“技艺”的层面，更以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视角，深究古陶瓷的历史内涵及人文底蕴。因此，探访古陶瓷的窑址，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心血来潮”，而是“有备而往”的。览读这部《寻访中华名窑》，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汉东君裕如的知识储备，除了有关古陶瓷的专门知识之外，还有来自正史、典籍、笔记杂录、古诗词、府志县志乃至书法等各方面的博识。比如，禹州扒村窑在宋代出产的一种白釉黑花窄口瓶，过去一直被当作插梅枝的“梅瓶”，而汉东君则认为它其实是饮酒用的“经瓶”――宋代皇帝为讲经的官员专设讲宴（当时又称为“经宴”），在讲宴上特用的这种酒瓶就称之为“经瓶”。汉东君若没有这种史事的学识，当然就难有正其名的睿见，而只能是“人既梅瓶，我亦梅瓶”了。“底气”之上，更著“灵气”，那就如同鱼跃深池，别有一番景观了。读汉东君此书，每每能领略如是“景观”。例如，汉东君探访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看到那彩陶上的涡漩纹，联想到临近马家窑的汹涌翻腾的洮河，彩陶上涡漩纹显映出远古先民对滔滔江水的敬畏和崇拜；而那涡漩纹又极为状似八卦太极，汉东君由此“灵光”闪现，遂有“八卦太极图起源于马家窑”的猜想。这无疑是一种创意性的发现，却又不是无来由的臆想。尤其显那篇万字“绪论”中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划分，它们分别是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五个时期。这是汉东君遍访了各地名窑遗址，比较了大量古陶瓷器品，加以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判断，属于一种创意性的学术见解。当然在陶瓷学界这还难说是一种定论。事实上，汉东君也并不奢望“一锤定音”，他只是想要“思己之所思，发人之所未发”，如此而已。笔者“门外”观之，觉得汉东君此论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说”。
这部《寻访中华名窑》，可以视为“田野考察报告”，但汉东君的书写，却不是那种高头讲章式的表述方式。曾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卡尔・贝克说过：“不要责备大众不读我们的书，我们的知识最终要适应他们的需要。否则，大众就会对我们漠不关心，并且可能让我们从考古研究的较薄土壤上逐渐培养一种干巴巴的专业傲慢心理。”汉东君没有那种“专业傲慢心理”，他的书写灵动有致，语言深入浅出，适应大众读者的需要。中国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赏汉东君用轻松活泼的文笔，“娓娓道来，情趣盎然，这对于普及陶瓷知识，传承陶瓷文化，实在是一件好事。”
我们知道，在英语中，“中国”（Chi鄄na）和“瓷器”（china），是同一个词（区别仅在于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否大写）。我们还知道，外域异邦的人们，最早是通过瓷器以及丝绸等器物，得以知晓东方的一个文明大国，了解璀璨的中华文化的。从留存于世的那些美轮美奂、精妙无比的古陶瓷中，让我们深切地感知，中国古代的匠师们有着多么非凡的创造智慧，以及令人惊叹的丰富想像力和艺术表现力。然而，翻开正史或经籍，却难觅卓有造诣的陶瓷匠人的名字；而冷血的杀人如麻的屠伯（有些还被尊为“英雄”），倒可以从史书中找出一大堆来！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先民们对劳动创造曾经抱有足够的敬意，如说神农创制陶器，黄帝始作蒸煮的锅子（釜甑）。而到了后来，包括陶工瓷匠在内的诸业匠人，就都沦入“君子”所不屑的“小人”之列，他们的技艺创造有时还会被贬斥为“奇技淫巧”。笔者认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之徒，但佩服无数不知其名的能工巧匠们，他们的发明和创造惠泽后世，这是吾辈应当感恩、铭怀的。汉东君的遍访中华名窑，不仅是对古窑遗址以及古陶瓷的考察，同时也是对曾在古窑中劳作、创制出无数精妙陶器瓷品的匠人们表达一种敬意。是的，他们理应得到世人的敬意，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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