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家欢”1939年6月3日摄于四川乐山。
叶圣陶先生《
西行日记》第九、十、十一、十二册封面。
圣陶先生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处处存真，从未说过违心的话，也没有作过校改，堪称日记的正宗嫡派。抗战时期圣陶先生写的日记，头三册在乐山遭敌机轰炸（1939年8月19日）时烧毁了，1939年5月1日之后的日记保存完好。圣陶先生抗战时期的日记是可以作为“民国史”和“流亡史”来阅读的。
一、乐山被炸与出游遇袭
抗战爆发后，圣陶先生举家逃离苏州（有老母亲、夫人胡墨林及至善、至美、至诚三儿女，还有夏?尊的幼女满子，老少共七人），经杭州、芜湖到了汉口，打算在汉口创建开明书店的出版基地。因印刷机器在镇江白莲港被日军抢劫了，只好走上流亡之路，扶老携幼到重庆，投靠表外甥刘仰之。到重庆后，圣陶先生先后在巴蜀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及北碚复旦大学任教，后来又把家搬到乐山，在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1939年8月11日，圣陶先生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本军队出动36架飞机，在乐山城内狂轰乱炸，圣陶先生第二天赶回乐山。知全家避难城外贺昌群家，突火而出，幸免于难，屋庐衣物书籍悉付一炬，圣陶先生“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他在8月20日日记中写道：
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者殆在千数以外。小墨（叶至善――引者注）曾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较场坝一带，烧死者甚多。右邻一家仅馀一儿，此儿与三官（叶至诚――引者注）为同学，路遇三官，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军警于救火救人均束手无策。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皆立时出动，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余闻传述如是，觉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不禁泣下。武大仅第二宿舍中一弹，他处均无恙。死同学六人（文健在内，此人上余之课，为一优秀学生，闻之又不禁下泪），校工二人。同事全家被毁者二十馀家，杨端六、刘南陔两家在内。馀不胜记。
当夜圣陶先生致沪上诸友信云：“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而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此时乐山城内已一片颓垣瓦砾，几如废墟。
成都的城墙拆于1939年，是当局为了便于市民“闻警时出城”而拆的。1940年7月，圣陶先生受聘于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任专门委员。1941年2月1日，把家从乐山搬到成都，从此做了成都人。抗战期间，圣陶先生在成都住了“四载馀”，先是住在新西门外罗家碾王家冈农舍。后来迁到城内陕西街。当时，日寇飞机对成都实行“疲劳轰炸”和“恶性轰炸”（日寇广播中用语，详见圣陶先生1941年8月31日日记），圣陶先生不止一次遇袭，最惊险的一回是1941年7月27日，请看日记云：
久欲游武侯祠，今日久雨新晴，天不大热，遂决往。……余与墨（夫人胡墨林――引者注）之外，满子三官二人随行。……
十时半，忽闻空袭警报，遂走出，意未必果来轰炸，即于空军机械校附近之竹树下憩坐，冀解除后可以入城。及十一时方过，而复鸣“紧急”，敌机即随之而至。其声甚大，不知其几架。旋闻呼呼之声，如阵雨自远而至，又觉似有如阵之风。随之即闻轰轰爆炸之声，殆数百响，似即落我四人所坐竹树之后。我四人皆平卧贴地。墨与满子三官皆恐慌甚，自言将殒命于此。余自问尚镇定，木然听之，及机声去远，始起坐。四年来历空袭，当以此次为最甚矣。旁有空机校学生十数人，据言敌机来者多批，总数为百零八架，被炸地点则为少城公园一带云。静俟至一点半，始闻“解除”，本欲入城，亦已无此兴趣，遂缓步而归。……
傍晚，开明学徒江成根来，言少城公园炸死人甚多，园之周围街巷皆有落弹，南门大街及东门西门，亦有被炸处。则敌机今日之目标，盖为城区也。其机之列队，云成人字形，故所被者广。月樵店中有三学徒皆避入公园，一死，二受伤。农人张青云回来云，罗家碾、苏波桥均死人不少，殆系死于机枪。乡间亦复如是，殊可虑矣。
二、官员“犯禁”与文人之凄惨
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像圣陶先生这样保留有较完整的抗战日记的不多。圣陶先生在抗战期间挣扎奋斗，见闻广，交往多。他把他的所思所感都写在日记里，或倾吐对战时辛苦艰难的忧愤之情，或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反映当时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真实情况，或歌颂民族气节、表达战胜侵略者的决心，或记述文化出版界人士的生活经历。这些日记不仅是圣陶先生性格和人格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素描和速写，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后人研究抗战历史、抗日统一战线、抗战文艺、战时教育，以及圣陶先生的生平、思想与创作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请看二则日记：
（1942年5月7日，圣陶先生在重庆）吴朗西来访，为别已三年有馀矣。君忙于业务，而仍兼顾文化生活社之出版事。聆其谈罗致文稿、待遇作者及推广销路之办法，皆有理想。最近将往金华，为其服务之银行设办事处，顺便运回存在上海之书籍。君知余能饮，邀往一家售绵竹大曲之店。自菜馆不许饮酒以来，酒店之生意大好，客恒不断，几如茶馆。例不许售荤菜，只备花生豆腐干。各饮酒二两，遂饭于粤香村，又吃茶于某茶室而别。所谓茶室，布置类咖啡店，茶一杯值一元五角。
（1944年1月9日，圣陶先生在成都）十一时入城，至福兴街全家福，应子杰招宴。客有沈尹默、陈寅恪、钱宾四、陈觉玄、闻在宥、李小缘、蒙文通、徐中舒、张大千、马季明、冯汉骥，皆所谓学人也。沈、陈、李、张，皆余初面。肴馔甚美，且设酒，盛以茶壶，饮以茶杯。子杰为行政官而躬犯禁令，亦见禁令徒为掩饰耳。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国难时期不许大吃大喝，酒店里可以喝酒，菜馆一律禁酒，菜最多也只能八个。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请客就可以喝酒，“盛以茶壶，饮以茶杯”，表面似乎都在喝茶，其实都在觅醉。可见国民党当局的“禁令”是规范老百姓的，“行政官”尽可玩欺上不欺下、瞒上不瞒下的把戏。
抗战期间一部分“文化人”的生活极其凄惨。且看圣陶先生1942年7月9日日记：
（桂林，清晨）忽言有高君来访，下楼见一木然之人，目定，身僵，面无表情，扶一人而立。其一人自言黄姓。高君即高士其，前曾为《中学生》撰稿，集其稿而编成《菌儿自传》《细菌与人》者也。高毕业于清华，继留学美国，研究细菌。有某种细菌自其耳际入于脑，神经系统遂受损伤，司言语与动作之官能皆木强不灵，得病已十五年，近乃加剧，曾在各地治疗，今日自曲江到此（因曲江疏散人口）。扶之坐，则垂头而坐，手脚皆抖动不已。与之语，发言甚慢，且不相连贯，久之乃曰“我说不出来”。为科学研究而牺牲至此，深可悲悯。黄君系其同学，云至医院就医，无空病榻，遍找旅馆，亦无一空房间，希望相助。洗翁乃嘱同人代为寻找，居然于隔壁西亚旅馆得一单人房间。黄遂扶之而去。黄言在桂林有高之友好数人，须往访之，庶几可以共同扶助。又言高拟撰《自然科学发达史》，已拟定大纲，将来殆须有人为之笔录云。
刘百闵自乐群社打电话来邀往午餐。至则共餐于食堂，吃素西菜。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其意似欲余向雁冰、仲华劝说。其语亦有感情，有理由，而谓某某人必须住某处而不宜住某处，则没甚道理。刘言甚多，余听之亦广见闻。直谈至三时而别。
余前在文供社夜会谈话，有人录之。云彬今日送其稿来，嘱订正。余即为删润，附条言此决不值发表，希望留在抽斗中为纪念可也。
傍晚与洗翁对酌。彬然来，谈有顷即去。晚饭后煮粥一器送与高君，与洗翁偕看之。黄君言高饮食由渠喂之，夜眠与同榻，以便照顾。友情如此，良可感动。高君闽人，其家属皆在本乡。
著名学者、科普作家高士其贫病交加，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视而不见。他们拉拢的是在政治上用得着的“名流”。“刘百闵自乐群社打电话来邀往午餐。……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其意似欲余向雁冰、仲华劝说。”国民党中央宣传文化运动委员会常委委员刘百闵（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潘公展），托圣陶先生“向雁冰、仲华劝说”，请他们去陪都重庆。圣陶先生觉得刘百闵说的“某某人必须住某处而不宜住某处，则没甚道理”。沈雁冰和金仲华则断然拒绝。圣陶先生次日日记中说：“至雁冰所，以昨与刘君会晤事告之，于仲华亦然。二人均无应招径往重庆之意。仲华谈拟办一杂志曰《新史地》，聆其规划，颇有胜处。”“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这说明了沈雁冰和金仲华等一大批“文化人”的立场和品格。
三、国统区的黑暗与役政之腐败
圣陶先生1939年11月18日日记云：“昌群来，前日方自马边归。谓二十馀年，家乡已非旧观，昔固甚殷富，今衰落矣。夷人种鸦片出售。散兵流氓以贩卖鸦片为生。贩卖之外，复持枪劫烟，遂成盗匪横行之世界。昌群之来回，由乡人三四十持枪护送，且通知在匪中可以说话之人，乃得成行。途中亲见三尸倒卧于地，皆被枪杀者也。所见种种，非他处人所能预想。”昌群即著名文史学家贺昌群（1903－1973），四川马边县人，马边县位于峨嵋之南，宜宾之西。圣陶先生1944年7月30日日记云：“小墨之友人李君自雅安来，谈西康情形，闻之深叹。工厂皆仅有其名，有厂长职员而无工人。烟苗到处皆是，农民种烟并无收益，其利皆归于流氓及军队。政府于烟亦征实，借以补贴开支，报告中央则易烟而为米谷，以便欺蒙。各种机关无不营私舞弊，此距复兴大业太远矣。 ”至于国民党当局“役政”的腐败，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且看几则日记：
1944年3月5日：嘉禾来，闲谈甚多，有一项可记。渠闻诸军界中人言，川军留川之一部分部队，风纪极坏。中央调之出川，抗不应命；催迫既多，则设法应付。其法令兵士往赶场之所，尽拉场中壮丁，劫其衣服财物，而与以敝旧军服，驱之应命，以为自己之替代。或包围戏院，劫持壮丁为代如上述。中央知其如是，非不能严惩，而投鼠忌器，索性不复征调此辈。而此辈留川中，则为种种罪恶之渊薮，良可深叹。
嘉禾，即章嘉禾，时在空军部队服役，圣陶先生日记里多次写到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青年军官。“从军学生”被“拉充壮丁”；“全身武装”的“军校学生”，也被拉作壮丁。拉壮丁的不仅有为了捞钱的“袍哥”了，也有找替身的“军人”。圣陶先生在1945年4月9日日记中，记录了他亲眼目睹的事实，那时他家住在成都陕西街：
晚饭后，忽人声鼎沸，传言隔壁茶馆中寄居之壮丁脱逃。既而屋瓦上有脚步声，一壮丁破屋面而下，求予宽容。旋趋入厨房，又越墙他去。事后闻人言，壮丁逃去者将二十馀人。此等事近日时有所闻。缘本年抽丁，一次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实非抽而为买），皆送入城来，而师管区有种种需索，不即收点，于是寄居于各街巷。壮丁之食既不好，待遇犹如囚犯，遂皆欲伺机而逃。前此十馀日，三桥街有一壮丁脱逃，被枪击而死。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追者拘及之，以大刀痛击其身，旁观者不平，则群击操刀者，警察来弹压，亦被痛殴。昨夕祠堂街复有逃者，看守之兵放枪，死数壮丁及二路人。今夕我街居然未放枪，犹为幸事。役政之坏，至今而极。以人口为卖买，狡黠者从中取利，俨然一新辟之牟利事业。待遇不改善，中签入伍者苦于牛马，以此拒敌，甚于缘木求鱼。思之伤心，闻之惨恻。而政府方且以役征已趋改善自诩也。颇思作一文刊于报纸，供军政部长陈诚、兵役部长鹿钟麟读之，而因循未果，心头总似有一事未了者然。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圣陶先生在次日日记中又记道：
昨夕跳屋而下之壮丁实未越墙他去，竟夕蜷缩于两屋夹墙之间。今夕厨下有人声，渠始出。询之，知其人姓黄，十七岁，居西门外，为粗纸业，出外收账，途中被拉，身上衣服及囊中一万馀元均为军官没收，而易穿灰布军服。我们遂检出旧衣令其改装，以便俟机走归。渠不敢以夜行，恐逻者守于街之两端，拟以明日清早疾驰以归。昨夜逃脱之壮丁殊不少，住茶馆中者为一连人，今日观之，似留者不过三四十人。方纷纷走散时，街坊人民抱住军官与守兵，夺其手枪步枪，乃未致开枪杀人之祸。夺去之枪不复交出，则其未必纯出于抱不平怕出事之心理，可推知也。看报，知此批壮丁将候机运往昆明，据云于一星期内可以运毕。
圣陶先生日记中的记述，比起电影《抓壮丁》，以及沙汀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长篇《淘金记》和《还乡记》中所揭露的有关“役政”的种种弊端，真是有过之无不及。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也是导致蒋家王朝覆灭的一个原因。
（圣陶先生抗战时期日记，编入《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三两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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