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的预言和“新批评”的回归

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曾经的“文学”被淹没于“文化”里，被粘贴在全球化、资本以及身体的类象上时，看到所谓文学研究论文的大部分篇幅被献给社会风俗、经济体制、法律程序、地理生态等等的外部关系时，看到无视作品的自身肌质和构成，甚至对作品连印象式的接触都不去进行的文学批评时，韦勒

（《文学理论》，［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价36.00元）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当我们艰难地从“没有疑问”的意识形态的“文学”概念里走出来的时候，撞上的却是文学面临着的更大的尴尬――文学的塑像被拽倒，被肢解成碎片，飘零在平面化的市场价值追求和大众文化的众语喧哗中。文学，坠落在形而下的地摊儿上，商品一样地被消费着。裹挟在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影视图像、网络传媒和多元化娱乐景观中的作家们，没时间也没心境去细究文学的是非，他们忙于生产制作更多的切合市场欲望定单的“快餐”，“生产”的快感取代了“创作”的愉悦。与市场化的文学生产相适应，相配套，出现了市场化的“文学批评”――千篇一律的赤裸裸的广告修辞。

“文学”，的的确确是变了，但不变的问题依然是：文学究竟是和应该是什么？文学批评的功能是什么？什么是有效的文学批评？怎么去批评？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像我们的市场一样从极其匮乏到极大地丰富的过程；当然，在文学理论的超市里，上架的基本上还是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如果暂且不论进口与自产的区别，那么至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年来我们跟上了国际潮流，能够用最新的文学理论来审视文学。就当下的情形而言，人们谈论文学和进行文学批评时，纷纷选择和占用标记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地理女性主义以及怪异理论等等的话语系统。然而，在这个“文化政治”的宏大叙事中，人们有时会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文本充其量成了文化意义解读和文化理论解说的材料和标本，文学批评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学科之间，言说着一大堆似乎远离文学的概念，不断地自我生产着成批的非文学词语。这是文学批评的“失禁”呢，还是文学批评的“失语”呢？

这个现实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20世纪初的西方，当文学作为社会历史事件的反映或作家身世生平的演义被翻掘索隐，或作为妙不可言的审美对象被人言人殊地印象式地欣赏时，俄国形式主义起而大声疾呼“文学性”的根本性，呼吁批评家不要在远离文学的地方看文学，而是要贴近作品本身，通过对真正生成“文学性”的种种写作技巧和手法的分析，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批评判断。紧接着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著名的“新批评”。新批评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一步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观，认为文学作品像一个浑圆的苹果，是一种自足的客观存在，应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分析对象的“语言、结构、意象”，从而把握到本来就存在于作品肌理中的那种“文学性”。对于厌倦了或大而无当或浮泛感性的社会的、传记的、印象的批评文字的读者来说，新批评的一套系统的文学本体论和扎实绵密、操作性强的作品分析方法，确实让人有“到家”的感觉。于是，新批评成了后来许多年里最重要的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广泛占领了西方大学的讲坛。

令人回味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介绍进来的西方批评理论之一也是新批评。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刘象愚先生等人翻译的《文学理论》；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毅衡先生的研究专著《新批评》，足见新批评在那时中国的显眼程度。新批评一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它能填补一种缺乏。数十年来，我们使用的批评语言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历史政治的，这套系统的优势众所周知，无须在此赘言。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该系统在为了完成“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命题而作审美形式分析时，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再往远点说，我们整个文化中的批评传统可能就是“长宏观概括，缺微观分析，重演绎轻归纳”。新批评之所以首先介绍和译入，显然是因为它能提供那种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它给我们打开了文学批评的另一条路径。

不过，新批评很快就被各种文化政治的话语淹没了，现在说起它来，好像只是一段历史往事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自然也是不一而足，譬如可以解释说，我们的传统从根本上拒斥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实证分析方法，更习惯或擅长总体的把握；或者说那时中国的文学主流是“新启蒙主义”，作家大多在努力扮演知识精英对大众启蒙的角色，而批评家也更加关注作品中的历史、文化、道德、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内涵，“文学性”不是人们兴趣的焦点；还可以说，更多更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等我们尽快去介绍、了解和认识，而新批评原来并不是新东西，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经退出了西方批评理论的当下议题范围……然而现在看来，即使这些原因都是真实的，仍然不足以证明我们对新批评的忘却是合理的，不能说我们对新批评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吸收；相反，这些原因恰恰构成我们应该重新“细读”新批评的种种理由。

若要“细读”新批评，R.韦勒克和A.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应该是一部不能绕过的经典著作，该书对新批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化的整理和阐述。他们提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从社会、历史、哲学、时代、种族、环境、气候等文学的外部关系研究文学，这种“外部研究”可以一路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而从文学的本质以及它的存在方式出发，对作品中的音韵、节奏、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等各个具体的构成层面和元素进行细读分析，属于“内部研究”。韦勒克和沃伦尽管以公允开阔的姿态，承认“外部研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大力倡导的显然是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因为“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文学”既然是与社会生活和其他观念形态相区分相独立的一样东西，文学研究就理应将目光集中在文学作品的自为存在方式上，审视作品的结构、符号和意义，因为文学作品或所有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如此才能真正揭示作品的价值，才能有效地解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韦勒克曾自豪地宣称：“新批评已经提出或者重申了许多基本的原理，后来时代的人们将不得不回头重温它们。”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曾经的“文学”被淹没于“文化”里，被粘贴在全球化、资本以及身体的类象上时，看到所谓文学研究论文的大部分篇幅被献给社会风俗、经济体制、法律程序、地理生态等等的外部关系时，看到无视作品的自身肌质和构成，不去细读作品本身，甚至对作品连印象式的接触都不去进行，而是通过二手三手评论对作品侃侃议论时，韦勒克的预言就显得很英明了，他准确地预言了我们今天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