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列夫译《清流：唐代诗歌》书影
2005年10月29下午，突接莫斯科的李福清先生来信，称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孟列夫教授刚刚于圣彼得堡辞世，终年79岁。近年虽曾闻听他身
孟列夫的俄文全名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而孟列夫是他的中国名字（他曾言因为崇敬孔孟两位圣人而选孟字为姓），1926年出生在列宁格勒，上中学时因偶然看到了蒙古学家科津翻译的《元朝秘史》而决意从事东方学研究。1947年中学毕业后孟列夫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满语专业免试录取，后在阿理克院士建议下转入汉语专业，1952年毕业后进入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在艾德林教授指导下进行中国古典戏剧研究。1955年孟列夫提前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被分配到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并在这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阿理克（1951年去世）最后一批亲传弟子之一，孟列夫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二是俄藏汉文写本的校勘和研究。他生前一共发表汉学研究作品200余种，其中包括15部论著和译著。
孟列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始于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为1951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中国戏剧的民间因素》，1959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改革》一书问世。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西厢记》、《张生煮海》、《倩女离魂》、《牡丹亭》等中国戏剧经典。古典诗词是孟列夫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翻译发表了王维、高适、岑参、韦应物和孟郊等众多唐代诗人的佳作。1958年他与帕纳修克合作共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欧洲语言（俄语）全译本，其中的诗词译文全部出自他的妙笔。此外，他还译有干宝《搜神记》（1994年初版，2001年再版）、《京本通俗小说》（承担其中诗词翻译与注释）（1995年）、《清流：唐代诗歌》（2001年）等。据初步统计，即使不算《红楼梦》诗词，他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也已达到10000行。1962年李福清先生在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石头记》抄本，于1964年与时任古代文献部主任的孟列夫合作撰文公布于世，被定名为“列藏本”，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一时成为轰动国际红学界的大事。
1957年孟列夫领导列宁格勒分所的几个年轻学者投身于俄藏敦煌文献的研究，并于1963年主编出版《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孟列夫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方面于2001年合作整理出版了17卷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得见天日，受到中外学界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他在敦煌变文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先后出版了《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63年）、《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1963年）、《报恩经变文 双恩记 研究》（1972年出版，1976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法华经变文叙录》（1984年）等。与此同时，孟列夫在俄藏西夏文书研究上也颇有成绩，1984年出版有《黑水城科兹洛夫藏品汉文文献叙录》。
在孟列夫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个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是阿理克院士，另一位是艾德林通讯院士。前者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师，而后者是其研究生导师。而艾德林又是阿理克最得意的门生，被认为是阿理克人格和学术最出色的继承者。我们从孟列夫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方法上都不难看出其中的师承关系。阿理克、艾德林译唐诗，孟列夫也译唐诗。他对中国戏剧题材中蕴涵的民间因素以及对敦煌变文的研究都与阿理克重视中国俗文学不无关系。他一生都对阿理克满怀崇敬之情，为整理和出版恩师的遗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从事研究之余，孟列夫为俄罗斯的汉学教育也做出突出贡献，一共培养了8名副博士研究生，其中4人已经获得博士学位。
在俄罗斯，汉学研究是一项清贫而艰苦的事业。特别对以中国古典文献翻译与研究为特色的圣彼得堡汉学学派来说，非有顽强的毅力而不能克终。阿理克曾言让女子研究汉学是残酷的事情，因此拒不教授他极富才华的女儿班科夫卡娅（阿理克遗著的主要整理出版者）学习汉语。然而，孟列夫对汉学研究事业的热爱对他的家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女儿玛丽娅・缅希科娃现为俄罗斯国家爱尔米塔日博物馆东方部研究员，致力于俄藏中国文物的研究。孙女娜斯佳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曾经在天津大学留学，对中国当代女作家发生了兴趣。在俄罗斯汉学界，像孟列夫这样将汉学作为家传之学的家庭还有很多，如翻译《水浒》的罗高寿及其儿子小罗高寿（前俄罗斯驻华大使）和女儿斯捷潘诺娃（莫斯科大学教授）、穷毕生精力翻译《史记》的越特金父子（均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等。
孟列夫不单有一个儒家味道浓厚的名字，其脾气禀性也与中国旧时的夫子有几分相像，终身与经史子集为伴，写一手令国人汗颜的汉字书法，不大喜欢使用电子邮件之类的新手段。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孟列夫感到非常得意和满足，惟恐时间和精力不能让他完成预定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主编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歌总集。他坦言最令他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没有来得及为俄罗斯敦煌学研究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今年年初，他在接受圣彼得堡的一家杂志采访时说：“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看来我只能做这些了。如果能培养一些有献身精神的人就更好了……但是，我在当今年轻人的身上已经看不到这种热情了。”从涅瓦河畔这位汉学老人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自己力不从心的无奈以及对经历了社会动荡之后的俄罗斯汉学未来的担忧。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与他年龄相仿的圣彼得堡汉学家相继去世，如敦煌学家丘古耶夫斯基、中国哲学专家斯皮林、研究文学的齐一得、费施曼等。孟列夫一一为先他而去的这些老同学和老同事撰写长篇悼文，以回顾和总结他们对俄罗斯汉学做出的贡献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相信圣彼得堡乃至俄罗斯东方学界也将会以同样的方式纪念这位成就卓著的长者和老师。
孟列夫走了！看着书柜中老人生前寄来的书籍和资料，读着老人委托女儿发来的电子邮件，遗憾与哀伤的感觉一刻重似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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