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报告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这不仅是从数量上说,从其所达到的成就、高度来讲也是如此。――有时我更愿意直接说80年代,而不愿意
8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就,当然直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得益于从70年代末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先导。当然,更得益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化。这变化中,当然也有许多是我们未曾料到、更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那当然不是好事情,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报告文学,使这种体裁、还有掌握这种体裁的作家们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的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一个必要的发展过程之后,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以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以黄宗英、柯岩、理由和此后许多作家的成功参与而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充分将自己的个性魅力和作用影响情形向人们作了成功的展示。”(李炳银、袁鹰)自此,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格局大体形成,但这不意味着作家们止步不前。相反,他们随着时代,继续前进,将报告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推出,共十一种,集合了中国当代一大部分最优秀作家的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成就。这里面当然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有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当然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徐刚《沉沦的国土》,赵瑜的《马家军调查》,还有胡平的《中国的眸子》。
《中国的眸子》单篇最早发表于《当代》1989年第三期,1992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当年曾打动无数人的心。此次它又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也可见作家本人对此作品的偏爱。此文长达213页,占全书篇幅的约百分之四十。集中表达了作家对中国那一段历史的沉重反思。“作为一种观察思考性的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表达方式”(李炳银、袁鹰),胡平的作品,正可以说是这种表达方式的代表,也可以说一种忧思与理性的高度结合。这本集子中的五种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芥末沧桑》。十年前,我是在深圳的《街道》杂志上看连载读完这篇作品的,被安怡的命运深深感动了。今天再读,仍感到作品穿透人心的力量。在忧思之外,我认为这篇还代表了胡平出色的文学才情。
而《一百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则是胡平创作的一个新高度。它是作家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理性思索与文学才情,还有,中国人的鲜明立场和更宽广的全球视野的融合。细致的描述,深入的分析,历史材料与现实例证的结合,还有,在宏阔视野中的震撼人心的细节。用整整一本书,来谈日本,谈中日关系,而其中许多观察、思考又是如此发人深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它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其实,我们中国人仇恨日本的何止一百个理由。但当作家在日本的日子里,“怀藏的一颗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国心,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为一些细节而感喟、感动”。作者说,我们有一百个理由来仇恨日本――它在历史中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屈辱与战争,在现实当下又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挑战和麻烦。但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两个国家长达千年的恩怨纠葛,文化上的血缘关联,经济上的互依互助,更不能漠视日本人的勤勉、坚韧,她强大的国力和令人炫目的现代化成就,当然,我们更不能不对这个国家蠢蠢欲动的扩张野心和侵略意识深怀警惕。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从历史和现实中,反思与批判我们自己:我们缺乏的恰恰是对我们的民族、国家至深至切的爱,我们缺乏血性,失落了信心,我们忘却民族的苦痛,也忘却了民族的胜利。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中国和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都必须跨过对方这道门槛。
显然,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胡平说:“在为中国社会进程的一些进步感到欣悦的同时,一介书生的我,更为忧虑的是当今社会上触目可见的负面现象。”“一个时代,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否则,社会便是一只轻飘飘的舢板,极易在风浪中倾覆。”
报告文学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正如李炳银、袁鹰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总序中所说:“真正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人,他所感觉的报告文学,除过这种浩大气势外,更加重要的报告文学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个性独特作用。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当代报告文学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辉煌成就,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很好地参与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文明进步与变革。报告文学是一种只有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土壤里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学。离开了同社会生活的联系,报告文学就无可用手足,无法表现自己参与社会生活变革的作用。”
胡平在《中国的眸子》前,引鲁迅《论睁了眼看》的话,可以看作作家本人的追求与信念:“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这也正是报告文学之所以有生命力,之所以受到千百万读者喜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