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藜（《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作者）
近年来，国家和科学的关系是国际科学史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比如说，对于苏联体制下的科学，对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人们都很关注。人们思考的是，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能够给科学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出路？
高分子科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在科学国家化的背景下，高分子科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建制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在许多学术和非学术因素交织影响下带有中国特色的建制化过程。国家化科学对某些学科会带来灭顶之灾，但对于像高分子这样的应用型学科，却主要是促进作用。文革开始之前，高分子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就已经非常迅速地完成了，不管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培养，还是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当时都已经相当完善。当然，科学国家化也使科学的自主性受到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极大制约，进而影响了科学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尚需通过政治、经济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来进行解决。
科学和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一关系的某种形态，不是说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就万事大吉了。对于科学的国家化，简单地说它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现代科学，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需要进行全面的思考，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要多做具体的案例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做的工作在思路上还是比较有新意的。我的这项研究也获得了“国际科学史学会青年科学史奖”。
熊卫民（《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作者）：
一提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科学成就，人们立刻会联想到“两弹一星”和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后者早已被写入中学历史、生物课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媒体对它的宣传和报道更是连绵不断。但是，直到近期，媒体的报道仍经常并不准确，甚至一些错误说法还流传甚广。
我和王克迪教授合作的这本书是第一部以胰岛素合成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关于该成就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我们首先指出，“歧视说”、“时间过得太久说”、“候选人太多说”等几种说法并不可信，我们的结论是：真正导致这一成就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恐怕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理由，也即我们的贡献未必是诺贝尔奖级的。另外，过去的有关报道只讲我们的成功之处，而很少介绍和分析其中走了弯路的地方。人们还常常把胰岛素合成工作当作大科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来看。但实际上，在这一工作的历程中，真正取得了成绩的早期和后期阶段都谈不上是大科学，因为做的人并不太多，只有三四十个人，不过一个大点的研究小组而已。它在中期尤其受到国家高层的重视，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督促之下，相关机构组织了“大兵团作战”，好多研究所都参与到其中，投身于研究的人员一度多达八百左右。这个阶段可以说与大科学比较接近。但正是这一阶段比较失败，进展非常有限。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而由不懂行的群众来充当主角，用搞运动和人海战术的方式来做研究，这就是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种“道路”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
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作者）：
20世纪80年代，地质学界许多老先生提出，应该研究地质学史。1996年国内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一本是曾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一些学者写的回忆文章的合集，另一本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机构史。我觉得地质学界感兴趣的可能主要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科学上有哪些贡献，对后世地质学发展有何影响。而我更关心地质学科在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发展，科学与社会是如何互动影响的？我的研究特别关注了以下一些问题：1、中国学者刚开始进行资源普查时，区域选择受到哪些因素影响？2、中国的地质学家很多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几代学者成长过程和特点如何？3、当时的科学家如何平衡学术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等等。
20世纪80年代时，人们就注意到应该抢救中国地质学的史料，应该对有关人士进行访谈。但等我前几年开始进行口述史这个工作时，80年代还健在的很多老人都已经去世了。还在世的这些老人分散在北京、南京、沈阳、台湾、美国等各个地方，联系和采访他们的难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就在我的工作进行过程中，一些老先生（如贾兰坡、程裕淇等著名院士）也都陆续去世了。幸运的是，有这么一个课题支撑着，我把这件事做了下来，如果再过几年做，将会更加困难。
刘益东 《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之研究》作者 ：
中国很早就非常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但是，我国计算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却一直很不顺利，经历了一个不断遭受挫折、不断丢失市场的过程。这段历史集中暴露出国家决策研究机构效率不高的问题。我国软件和集成电路的发展都错过了一些很好的机会。例如，集成电路发展在80年代初曾和印度同时重视过，但是发展到现在和人家比落后了许多。还有“909工程”，一开始投资不够，后来下决心投资100亿，但最后还是被NEC在市场和技术上全面超过了，总的来说是相当失败的。可怕的是，我们在战略决策方面总是不能汲取教训，而反复地犯相似的错误。
本来，中国学术界应该在制定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学术界一直处在尴尬的局面：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不重视软科学；当真正开始重视时，又依靠不上。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直很薄弱，比方说信息政策白皮书上世纪90年代出过一本，但到现在没出过第二本。
当代的学界是怎样的？要么依附于企业，做研发工作；要么依附于政府，给政府做政策顾问：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只不过国外学术界有更多的自由，能够一定程度上发挥其对社会进行批判和纠错的功能。我想通过对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史的研究证明，战略研究、软科学研究非常重要，让学术界发挥独立的社会批判、纠错功能更是必须的。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作者 ：
我主要研究了从明代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来到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西方人对我国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况。为什么叫“识华”呢？西方人将对中国生物的了解和研究称之为“发现”，比如大熊猫、麋鹿、金丝猴等，他们都说成是他们的“发现”。但我认为，这些东西中国人早都知道的，西方人对他们不过是“认识”罢了，用“发现”一词并不恰当，那是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说法。举个例子，俄罗斯学者普热瓦尔斯基考察了中国西北、西藏等很多地方，制作了普氏野马、藏羚羊的标本，进行了不错的研究。但是，他来中国的目的不仅仅只是科学考察那么简单，据称他第四次在中国西北考察后，根据俄总参谋部的要求提出了“关于对外华战争的新设想”，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我认为，对于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工作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学工作，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生物学的进展，对世界范围内的农林经济、园林艺术、自然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生物学也有促进作用，实际上，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一些物种的研究都是依靠西方人在中国采集的标本来进行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西方人在中国的科学考察大多是有政治和商业目的的，是西方列强侵略和扩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韩建平（《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编者）：
我的课题和殖民地科学有关，但我做的不是内史，也不是外史，是资料整理这一类的工作。殖民地科学史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比起殖民地历史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属于后起的，相关的研究还开展得比较少，但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资料建设就非常重要。对于日本侵华时期在中国建立的科研机构做了什么、有何种劣迹、对中国科学有什么影响等等问题，都还有赖于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胡维佳（《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 1995）》编者）：
对新中国科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中国科技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对苏联的仿效，有很强的计划性，等等。我们重点研究了新中国科学是如何选择了“规划”这条道路的，另外也研究历次“规划”的特点、产生的作用，以及对我们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中国现在已走出了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科技规划在怎样的情形下是有效的？在新形势下科技规划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已出书目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著）《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熊卫民、王克迪著）《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张九辰著）《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罗桂环著）《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胡宗刚著）《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张藜著）《紫金山天文台史稿――中国天文学现代化个案》（江晓原、吴燕著）《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刘戟锋、刘艳琼、谢海燕著）《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李兆华著）《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关增建、孙毅霖、刘治国、苏敬著）《翁文灏年谱》（李学通著）《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田淼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张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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