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介绍一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1957年成立以来，一直强调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初，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国
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有计划地推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当时主要的成果是董光璧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和吴熙敬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技术史》等。
1995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决定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为选题向中国科学院申请立项。中间几经周折，这一研究计划终于获得通过，在2000年春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记者：请问这个规模宏大、参与机构众多的研究项目具体是怎样实施的？
张柏春：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因为研究得比较充分，所以有条件撰写系统的学科通史。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积累薄弱，有些学科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该怎样规划和推进整个项目的实施，当时大家心里确实不太有底。
2000年夏，科学院政策局曹效业局长、自然科学史所刘钝所长指派我和王扬宗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我们和有关专家觉得，原方案“盘子太大”，原定的撰写近现代各学科史的目标也定得“太高”。古代史研究方面随便想到一个领域，我们脑袋中总能出现几个专家的名字，组成一支队伍。但近现代科技史的很多领域还没人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都不知道该请谁来做合适。经过征询各方面意见，我们决定在正式启动之前对原来的学术目标、研究进路做出调整，即不再贪大求全，非要搞出一系列学科史，而是特别强调通过扎实的史料建设和专题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打好基础，并提出和解决若干重要的学术问题，如近现代科学在中国是如何传播的，技术转移在中国科技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规划与政策经历了哪些演变，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是如何互动的，等等。在运作机制上，这个项目按照“知识创新工程”的要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各个二级课题的主持人。2000年11月，我们选定了30多个二级课题，并吸引了国内近30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的百余位学者的参与，这个项目在科学院基础局、综合计划局、政策局、自然科学史所和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全面启动。
记者：你们提到，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起步很晚，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相比学术基础更为薄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柏春：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学术界内部的因素，也有政治环境的因素，说起来很复杂。
张九辰：我举个例子。中央地质调查所被认为是中国成立最早、成绩特别突出的近代科学机构之一，这么大的一个著名机构，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对它研究呢？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地质调查所是民国的一个研究机构，而它的所长翁文灏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列入战犯名单，这样，对调查所和翁文灏进行学术研究就很难进行了。另外，像罗桂环研究的中瑞西北考察团，那也是一个成绩卓著的研究团体，瑞典方面后来曾出版了55卷的考察报告，民国时期唯一一套科学主题的邮票就是纪念这个考察团的。但是，这个考察团是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的，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接管时给出的评价是：“虽然（中方）和帝国主义做了斗争，但实际工作中，还是做了很大妥协。”这种评价出来后，再要进行客观的研究就很困难了。
张藜：探讨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发展的历史，难免涉及到科学和政治、科学家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很敏感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多的束缚。另外，资料的欠缺也是一大制约因素，比如我们国家的档案制度主要强调档案的保密性，而没有把档案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源，这就限制了对其的利用，也使很多研究成了“无米之炊”。不过，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很多档案机构对档案的学术价值有了更多认识，有些档案已逐步解密，甚至公开出版，这为相关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记者：记得2001年参加你们项目组的研讨会时，董光璧先生说：“中国科技史的写作只提供了一张光荣榜，而没有一根耻辱柱。”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你们如何理解董先生这句话？
张柏春：实际上，早期的科学史很多是科学家写的，对科学和科学家褒扬颇多，科学史常常成为给科学家树碑立传、为科学进行辩护的工具。当年英国皇家学会领导人在编著《英国皇家学会史》时，就是要展示科学家的工作，为科学辩护。而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史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重点是发掘我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展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这一思路下写出的科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张光荣榜，展示的是科学事业取得一次次成功，而科学家的形象也是极其高大和完美的。当然，今天的科学史研究已变得多视角，并逐渐向历史学的本真价值回归，直面真正的历史问题。
记者：你们认为，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而言，什么是真正的历史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史能够获得哪些教益？
张柏春：从17世纪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吸收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但迄今为止，似乎我们还在探索如何建立起适合现代科技发展的体制和文化，中国对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仍然很不够。这就像400年前我们从西方移植了一株植物，但对土壤、环境的规律却把握得不够好，以至这株植物长得老不像我们期望的那么好。我想，这就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比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即“李约瑟难题”更重要、更有价值。
王扬宗：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现在，很多西方之外的民族都在思考：现代科学这株植物移植到他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以后，生长状况如何，怎样才能生长得更好呢？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如何理解“历史”两个字？
王扬宗：这个项目做下来，我最切身的感受是：历史就是现在，我们还在不断重复，我们远未能走出历史。
张柏春：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勇气和条件严肃地正视一个真实的历史――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事关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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