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记者曾在本报发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将有新突破》一文，报道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启动的消息。4年时间过去了，记者日前获悉，该项目已全部完成，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验收。摆在记者面前的，就是这一大型研究项目的成果和结晶――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
虽然已出的13种图书仅占整个出版计划（36种）的1/3，但也是厚厚一摞。特别是，这些书论及的主题大多是人们虽然有所了解，但此前很少有过系统、深入研究的，说这套书“填补了一个个空白”决非过誉。譬如：《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从“技术转移”的概念出发，以新视角探讨了20世纪50 60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以档案和口述史料为基础，介绍了结晶牛胰岛素合成的历史以及它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内幕，纠正了一些广泛流传的错误说法；《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公开了日本侵华时期在中国上海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大连建立的日本满铁中央实验研究所的有关资料，有助于人们了解日本当时如何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进行资源掠夺的……另外，尚未出版的图书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物理学、航天技术、科技界“大跃进”、科学批判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
另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在史料建设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包含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科技期刊（1792－1949）》、《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等一批重要资料集，很多专题研究著作中都留下了重要的口述史资料。此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中国近现代科学家传记资料库”的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正像对项目进行验收的专家组所指出的，这“为学科建设和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条件”。
验收专家组还高度评价了该项目在人才培养、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专家组指出：“该项目共有111位专家学者承担或参与了二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其中约有77%的课题由中青年学者承担，并培养了13名博士和16名硕士，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的近现代科技史研究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另外，该项目的开展，促进了有关单位研究重点的转移，“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史、技术转移和科技政策等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在科技史领域的应用”。
读史可以明智。科技界人士已注意到这套书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路甬祥院士在致项目首席科学家张柏春的私函中指出：“从（这套书）中获得的启迪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之能力。”
据悉，丛书剩余各册正在紧张的编辑、印制过程中，将很快与读者见面。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后续工程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将着力完善以“中国近现代科学家传记资料库”为中心的资料建设，重点开展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当代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以及尚未开展的其他学科史和综合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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