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打假继在2001年末、2002年初引发关注热潮之后，似乎又要成为2005年不容忘却的一个关键词。3月间武汉大学教授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被指抄袭一度被炒得甚嚣尘上；5月底，天津市语言学会公开批评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被后者以名誉侵权诉至法庭，并一审败诉，两个月后引发350名学者联名“求公正”；10
针对王卫东“肖鹰教授认为‘全文有24处、共计近2千字明显抄袭或变相抄袭我的论断……全文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共计9个自然段，这部分除2个自然段外，其余7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语句来自于对〈论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第三、四部分内容、语句的抄袭、压缩和拼贴’的指控不知如何得出。笼统、空洞的指控，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的质问，肖鹰再撰长文《再评云南大学教授王卫东的学术剽窃问题――以〈论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为例》，“借网络之便”，发布到学术批评网（见“学术批评”栏目）上，称“将《论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剽窃的具体语句、段落一一指证出来，给目前视读能力不佳的王卫东正确认清自己的剽窃行为提供一点帮助”。同时，他强调，自己指控王卫东剽窃行为的初衷“就是依法维护我个人的著作权利，是为我的”，是出于“私心”的，而不是王卫东所言“学术批评是应该的，但必须摒弃私心，为学术而批评，而不是为私利而批评”，肖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学术批评”，而是“维权”，作为个人著作维权的反学术剽窃，不仅不能“摒弃私心”，而且必须“有我”。（编者以为，抛开事件本身不谈，肖鹰对于“个人著作维权”意识的强调在对“学术不正之风”泛滥日渐麻木的当下，颇有警示意义，故此全文刊发肖鹰《反学术剽窃必须“有我”》，希望引起学人反思和讨论。）
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的张法教授称：“肖鹰教授列举了大概20条左右的对比，依我看来，除了一小部分不能成立或者还有可商榷之处外，大概有14处句子、段落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抄袭。至少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指王卫东，编者注）肯定是把这篇文章（指《论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编者注）读得比较熟的。从最好的方面去假设，有可能是他把那篇文章读熟了，（在自己写作时）不自觉就出来了，应该说王卫东的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尽管他后边加了一条注释，但是从学术规范性上说，是不够的，他应该说明，文章的主要思想来自于何处――当然也许除了肖教授的文章之外王卫东还看了其他资料，任何人写文章都有一个资料背景和自己的思考背景――应该把自己的贡献和别人的东西讲清楚。”
他还总结说，西方学者治学非常注重思想来源的交代，中国学者则比较偏重于强调自己的体会，学术史的背景交代不清楚，“中国学人在写学术论文论时还带有很大的古代写文章的风气，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写的是学术文章，西方人是写学术论文，这体现了一种文化差异。”
记者于上周末联系到《文学评论》编辑、王卫东《论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一文的责编吴子林，吴子林表示，自己是2002年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的，肖鹰1998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上的《论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一文“事先没有拜读过”。肖鹰将有关材料寄来后，作为王卫东《论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一文的责编，他“很仔细地核对”了两篇论文，“可以发现，王卫东教授的行文极少是原封不动地挪用肖鹰教授的文字。我个人的感觉，王卫东教授是消化吸收了肖鹰教授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王卫东教授受到了肖鹰的启发或影响，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常有的事”；“我跟学界不少朋友都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的看法是，王卫东教授是受了肖教授文章思想的启发，并用它来分析一个新的文本――孔子《论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准确地说，王卫东教授在写这篇论文时，深受肖鹰教授文章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吴子林也谈到，王卫东论文注释不够准确：“这就归结到王卫东教授不严谨、注释不准确，他在文中只注释了一个简单的‘参见’某某的哪篇文章，而没有准确地说‘本文撰写受到……的启发，谨致谢忱’云云。我一直认为，学者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彼此尊重辛勤劳动的成果。我想，王卫东教授如果这样作注，肖鹰教授应该是不会有意见的。王卫东教授在这方面没做好，这是学术规范问题。”
吴子林也强调，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的名誉问题，“剽窃”的指控应该慎重。针对肖鹰“王卫东剽窃”的指控，吴子林认为：“王卫东教授在行文中毕竟还是作了一个注释，这是否属剽窃，可以让专家们多讨论讨论，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能某一个人说了算，兼听则明嘛。在我看来，王卫东教授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归之于学术规范的问题。”而且，学术观点原创性问题“很复杂”，因为“学术研究在很多时候会形成一种文本的互文性，彼此相互影响，互相启发”，“任何人提出的学术观点不一定全都是他个人的发现，也许他的思想受到了他之前或同时代很多学者的启发，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最后，他说：“报刊杂志都是遵循‘文责自负’原则的”，“主要还是由他们两个人之间去协调”。
肖鹰向记者展示了1990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部分页面的复印件，在标注为该期157－160页的复印页面上，“读者・作者・编者”栏目刊发了两篇“揭发了两篇有明显抄袭和剽窃行径的文章”的读者来信，编者按中有这样的语句：“经我们核对，两位读者的揭发是属实的”，“现在我们将这两信公开发表，一则是为了教育抄袭和剽窃者本人，二则也是为了告诫那些存有侥幸心理的其他抄袭和剽窃者，希望今后――至少在本刊上――能够杜绝此类现象的继续发生。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致使在刊物上重复出现此类现象，作为刊物的编辑，我们也是有责任的，特此向读者和被剽窃的文章作者致歉。”
在云南大学方面，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云大学报《思想战线》主编何明表示出差回到学校后，看了肖鹰寄去的材料，认为“情况比较复杂，肖鹰教授指控是用了他一些观点，而不是直接抄袭”。他称社科处“会认真对待这件事，准备近期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汇报，请国内校外的有关的学科专家和法律专家进行鉴定，请学术委员会根据鉴定结果给出一个处理意见，报云大校长办公会。”“维护知识产权，维护学术规范，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会本着慎重、公正、公平、中立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件”。
对于肖鹰指出的另外一篇被“剽窃”的文章――《为宇宙的艺术――论西方艺术的哲学精神》，《文艺研究》 1998年第2期上刊发该文 主编方宁称：“我认为，王卫东的《论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对肖鹰的《为宇宙的艺术――论西方艺术的哲学精神》的剽窃是非常明确的事实 。”方宁认为，“《为宇宙的艺术――论西方艺术的哲学精神》全文分4个部分，其中第3部分集中阐述西方诗学的哲学精神。在这部分中，肖鹰的主要创见是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基础，重新阐释亚氏《诗学》中的几个核心概念：整一性、过失说、净化说，悲剧的美感。肖鹰认为，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的根基，就是亚氏所奉行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宇宙整体的完美和谐观，悲剧‘净化’的实质就是让观众领悟到宇宙整体的和谐而超越自我存在的有限性，达到心净神明的境界”，“肖鹰的这些观点，至今在国内学术界仍然是具有领先意义的”。“王卫东的《论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一文，不仅完全剽窃了肖鹰的这些观点，而且剽窃了肖鹰关于西方悲剧哲学的基本论述逻辑。仔细比较两文可见两个事实：第一，两文至少有15处观点一致、语句基本相同的论断；第二，这些相同的论断在两文中的逻辑顺序是完全相同的。王卫东的《论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全文6000余字，其中直接抄袭肖鹰文章近1500字。可以说，这样严重的剽窃（抄袭）行为，在我国学术期刊中，是不多见的。”对于“王卫东这种公然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文艺研究》编辑部“表示严厉谴责”。并支持肖鹰“以被剽窃文章作者的身份公开揭露这种不道德行为”。
在采访中，多位学者均表示，学术失范是很复杂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认为，目前被曝光的多数个人的学术失范行为，不能简单称之为学术腐败――并没有借助于权力。但是学术失范是制度性的问题”所导致的。他总结说，被曝光的抄袭者的心理多是――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而不是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在他看来，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导致学人急功近利地去制造学术泡沫，对学术成果不珍惜，不尊重，学术神圣感荡然无存；监督的阵发性和惩罚的随意性导致公正透明的惩罚机制无法建立起来。当利益驱动仍然大于风险的时候，一味谴责或者寄希望于个人道德改善是没有效果的。要改善当前学术失范现象日益泛滥的局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在制度的层面上反省。张法的看法相对乐观，他也谈到学术失范是由很多社会性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总的来说对真正做学问的人没有影响”。他从这个方面看待此问题：“当学术论文大量涌现的时候，社会上有了一种做学问的风气的时候，真正的学术大家肯定会出现。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做学问呢？包括一些不会做学问也来参与，就是由社会上的利益驱动导致的，就是说做学问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抄袭、剽窃种种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好形势下必然产生的副现象’。实际上抄袭是作为一种副现象出现的，它不是体现为对学术的妨碍，而是体现一种社会不公。”同时他也认为，真正严肃的学术讨论在中国还没有开展起来，完善的学术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学术如何获得尊严？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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