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国内举办，尚属首
钱穆学术定位论争探源：是不是“新儒家”？
早在1995年，内地的方克立教授新编了一套“新儒家”丛书，里面有余英时一卷，钱穆虽然被列入但未出版。余英时曾为此事写了一篇有关《钱穆与新儒家》的长文，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三联出版社），他文章的主旨认为钱穆不是“新儒家”，是史学家。在他看来，新儒家包含三种涵义：广义上的新儒家，涵盖对儒家认同的学者；比较具体意义上的新儒家，指在哲学上对儒家有新的解释和发展的人，如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海外流行本义的新儒家，即熊十力学派。从第一种意义上看，钱穆也许是新儒家，但空洞无意义。从第二种意义看，钱穆是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从第三种意义看，钱穆与熊十力是论学之友，且论学者多有不合。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钱穆不是新儒家而是史学家。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支持余英时之说，刘述先教授等则认为钱穆不仅新儒家，而且还是里面的一位中坚人物。
钱穆学术定位再起争论：是不是“国学大师”？
被誉为20世纪国学大师的钱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其治学淹贯经史子集，著述宏富，其史学思想与学术创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于北京大学执教期间便已形成，并被誉为“百年中国史学界第一人”。钱穆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又几乎与20世纪同步，其积学深厚，博大精深，思想所及，涉及到十分宽广的领域，在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学、教育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学术范畴，都有十分重要而引人注目的建树，声名远播海内外。钱穆平生著述80余部，一千七百万言，尤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以及晚年在目盲之后写成的皇皇巨著《晚学盲言》而令人膺服。继1995年之后，与会专家再次对钱穆先生在学界的定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上海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认为，钱穆先生不能算是国学大师。而以上海大学的陈勇教授为代表的几位教授则认为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定位毋庸置疑。汪学群研究员承认钱穆是国学大师，但更强调钱穆先生是史学家，准确地说是文化史学家。因为钱穆自己说研究历史，历史只是形式，文化则是内容，他把历史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历史在他看来是广义的文化史。在20世纪，进化论史学、实证论史学、史观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钱穆的文化史学可谓独树一帜。
钱穆的学术之路是以研究子学肇始，以史学研究成名。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钱穆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学术建树作了重点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汪学群研究员在大会发言中对钱穆的“理学观”进行了专门阐述，他肯定了钱穆将初期宋学作为理学的直接思想渊源，突出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它当成沟通汉唐乃至先秦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的重要学术观点，进而对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学理性的评析。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从“历史理解”和如何解读历史的角度对钱著《秦汉史》所表现出的“史识”与“史见”作出了评论，认为钱著《秦汉史》虽系“未终编”，但“此稿所创见，实并世学人所未及”。江南大学史应勇博士从重读钱穆《国史大纲》所得，对钱穆的历史观及其路径与治学方法表现出再认识的观点。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苏志宏教授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价值目标、基本内涵、治学方式作了客观的描述，并对钱穆史学观的当代价值和思想启示作出了新的反思。
在钱穆的文化思想方面，与会学者认为，钱穆学术思想涉及到十分宽广的领域，其在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学、教育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学术范畴，都有十分重要而引人注目的建树，他以一生心力凝结而成的人文思想，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富矿。江南大学文学院肖向东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在20世纪文化学者中，钱穆所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之路，他没有留学经历，但学贯中西，他终身致力于国学研究，又突破了传统国学的治学范式，他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其学术眼界却明显超越了五四期单纯固守本土文化的“国粹派”的视线。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博士陆玉芹就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中西文化观作了比较研究，探求了他们之间学术传承的轨迹。江南大学文学院孙强博士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解读钱穆的中西文化观，指出钱穆阐发六经大义，确立了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内涵的总体性概念，提升了宋明理学精神，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开创了中国文化视阈的世界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系朱人求博士认为，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
文学理论方面，钱穆虽无专书，但从散见其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文字中，却多有灼见。南京大学中文系许结教授认为，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的文学史观是通贯古今的，其以史论文，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而从大文化传统看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钱穆则比较关注文学与政治制度的关联，由于推重中国文学的雅化作用，钱穆视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一大整体，即大一统文学的意义，这又与他的学术会通思想相关，在钱穆看来，文学与学术是相通的，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其有关文学的雅化史实与文学的人生精神的昭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批评的智慧和理论的启迪。江南大学文学院赵建军教授在发言中认为，钱穆学术史观以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美学的系统识见，并因其对中国文化体制、流变与构成方面把握的特点而对中国美学具有了学理上的参证意义。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有关中国学术流变的阐释则为美学时代性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阐释，在文化精神与宋学精蕴的剖析方面，钱穆亦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这一切都对中国美学的现代解读具有重要的意义。江南大学文学院的姚淦铭教授则重点对钱穆当年执教江南大学期间所写成的学术随笔《湖上闲思录》进行了全面而精细的解读，从学术上复活了大师的“闲”与“思”的心灵。
涉及到钱穆的治学，与会者认为，钱穆治学方法上独辟蹊径，志在明道济世，治学既切合时宜，又注意会通，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台北东吴大学文学院的黄兆强教授对钱穆的“章学诚研究”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钱穆在解读章学诚论学要旨方面令人叹服之处，同时亦阐发了个人对章学诚学术精髓的解读。来自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许松源博士也从“专家与通识”视角，探讨了章学诚的学术思路与钱穆重“学术大体”的学术思想的关系，以互见互证的方式，肯定了钱穆的治学之道。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认为，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中，对义理、考据与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是钱穆对现代学术的突出贡献。同样来自南大古典文献所的徐有富认为，治学上，钱穆强调学以致用，注意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在钱穆看来，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经学之流为训诂与章句，文学之流为词章，史学之流为考订与纂辑，全用心在前人所已有的学业上，却与自己身世不相干。如此用心，则绝不能成为一济世导群的大学者。在治学方式上钱穆主张会通，他认为尚通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博通是专精的基础，要想成为专家，首先应成为通人，钱穆通人之学的会通思想主要体现在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在他的《国史大纲》等著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浙江大学陈东辉、钱谷亦认为，宏博会通是中国学人追求的目标，经世致用则是中国学人治学的意义，二者统一于儒。儒家精神乃中国民族基本的传统精神，在这种精神渐渐暗淡的今天，重新梳理近现代通儒钱穆先生为人为学所体现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
研讨会学术视点的“新亮点”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同代学者和文化人相互之间的情感交往与学术交流，是20世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次研讨会又一个学术视点，就是对钱穆与同代学者和文化人学术交往的探讨。台湾东吴大学的黄兆强教授对记者说，钱穆家乡做这样的研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大学陈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钱穆与傅斯年”。发言中以这两位对20世纪中国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的交往为考察重点，通过对二人治史异同和离合关系的分析，揭示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和特点。陈勇教授曾多次拜访了钱穆的家人及相关人士，在搜集素材方面下足了功夫。国学大师顾颉刚之侄、江南大学文学院顾德融先生则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文《略论钱穆和顾颉刚的友情和学术交流》中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钱、顾自1929年苏州相识到因顾的力荐同在北京、昆明共事以及二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与交锋，指出两人真诚的友情继承了中国古代君子之交的淳朴之风以及钱把他和顾的关系比作唐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事实。江南大学文学院徐兴海教授以钱穆与中国民族工商巨子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所结下的一段奇缘，披示了一位教育家、一位教育实践家共同筑建教育兴国大业的博大胸怀。江南大学文学院刘桂秋副教授以细致的考证对钱穆《师友杂忆》中有关“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回忆不尽准确的几个地方作了严谨的订补，为钱著中原本不甚明了之处增补了有益的史料。无锡荣巷武警8720部队政治部的陈永跃从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创建前后与同道友人唐君毅、谢幼伟、崔书琴以及耶鲁大学教授卢鼎的交往，彰显了钱穆先生着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与意志，梳理了新亚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关系。四川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何仁富教授、杨永明副教授对钱穆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之间交往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展现了钱、唐二人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的人生志业。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许刚先生在提交的论文中比较了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认为二人均为当今学界“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并进而透析了二人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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