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革命，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很少有人提及1924年底至1925年初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莽原》等刊物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第二次思想革命。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思想革命自有其不同特点。尽管“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但
《新青年》分裂后，胡适与人成立“努力会”，创办《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提倡“好政府主义”。为了让“好政府主义”变成现实，胡适一度对政治非常热心：1922年5月30日入清宫见溥仪；6月3日联署于蔡元培致孙中山电，劝其结束护法之役，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6月19日，在李大钊家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与吴佩孚的高参孙丹林晤谈；6月20日参加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等发起的谈话会，讨论政治问题，胡适与罗文干提议将这种谈话会变为经常性的，该谈话会一直持续到10月27日……胡适为他的“好政府主义”可谓付出了不少心血，其结果到底如何呢？1922年9月19日，黎元洪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在11名阁员中，有3人是“好人政府”的提倡者：王宠惠署国务总理、罗文干署财政总长、汤尔和署教育总长。汤尔和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总长后，以朋友的身份写信劝胡适不要再谈政治了，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努力周报》于1923年10月21日停刊。胡适在这期上发表了《一年半的回顾》，在回顾一年半来的国内政局之后承认说：一年半来一切谋求政治改革的梦想都失败了，“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在《努力周报》停刊前的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基础建筑一个可靠的基地。”1924年9月12日，胡适在《晨报副镌》中发表《努力的问题》，说出了自己拟办《努力月刊》的原因：“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由此可知，胡适在谈了一年半的政治后，重新认识到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决定创办《努力月刊》，以“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
胡适的《努力月刊》虽然夭折了，但他的办刊思想却在《现代评论》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13日，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陈源、陶孟和等，多为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对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存在着较大争议，但笔者仍认可下列观点：“尽管胡适没有参与《现代评论》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但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更重要的是，他与‘现代评论派’有着必然的精神联系，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观点同出于一个精神母胎。”（倪帮文：《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现代评论》的《本刊启事》交代了办刊宗旨：“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是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语丝》（1924年11月17日创刊）的创刊虽然起因于一偶然事件，但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分裂的结果：按鲁迅的说法，“抽稿事件”发生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在周作人代拟的《发刊辞》中，交代了《语丝》的办刊宗旨：“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考察一下《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不难看出，他们大多和鲁迅一样，属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后，“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人。
由于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在“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问题上打过笔仗，一些人常把它们视作两个完全敌对的团体，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在“破除封建一统的迷信状态”方面，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无疑是一致的。“该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既有主持正义，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罪行，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有散布污蔑学生、为封建军阀开脱罪责的流言；既对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有所同情，又站在章士钊一边，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周刊撰稿人政治态度本来不同，加上他们办刊用稿又采取自由主义的兼容并包姿态和开放的平等精神，就势必同时出现观点对立的文章。”（黄裔：《追本溯源：重谈现代评论派》）现代评论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现出“两面性”，其进步的一面当然与语丝派基本一致，就是其反动的一面，也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有所不同：他们中的多数言论，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语丝》、《现代评论》创刊不久，《猛进》、《莽原》等刊物相继创刊。1925年3月6日《猛进》创刊后，鲁迅12日在给主编徐旭生的信中说：“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为此，鲁迅再次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16日，徐旭生在回信中说：“‘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华盖集・通讯》）根据徐旭生的建议、结合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尽管语丝派大体属于“破坏者”、现代评论派大体属于“介绍新者”，但在其宗旨方面却是一致的――进行“思想革命”。
在给徐旭生的信中，鲁迅一方面强调思想革命在当时非常重要，但同时认为还不具备进行思想革命的条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正在这时，由于邵飘萍将《京报》副刊的《图画周刊》停刊，约请鲁迅编辑，鲁迅便仓促上马了：4月11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鲁迅日记》），商定创办《莽原》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在说到自己办《莽原》周刊的原因时，鲁迅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见鲁迅4月28日给许广平的原信）
第二次“思想革命”不但在当时的新文化中心北京轰轰烈烈地展开（以上刊物所在地当时均在北京），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有了类似要求。1924年9月1日，高长虹在山西太原创办了《狂飙月刊》。该月刊刚出一期，高长虹就将其交给高沐鸿、藉雨农等，只身到了北京，于1924年11月9日创办了《狂飙》周刊。在《本刊宣言》中，高长虹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和他办《狂飙》的原因：“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闲寂无聊的长夜呵”；“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当时出版界的热闹，可用时人孙伏园的一段话来表述：“这年来自《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刊出后，国内短期出版物骤然风起云涌，热闹不可一世”。（《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
第二次“思想革命”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遗憾的是，“五卅惨案”发生了,这次“思想革命”没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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