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教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近些年来除在一线从事教学和带研究生外，不断有楚辞、诗经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论著问世，展示了他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和独到见解。这种开阔视野，不仅得益于他先后师从复旦陈子展、北大林庚教授，而有幸得窥这些前辈名家的学术堂奥；同时得益于他多次跨出国门，讲学日本、韩国，赴会荷兰、南
本著的开拓之功，首先在于将对日本楚辞研究的论析，推进到了较为系统的格局，而具有了“研究史”的气象。由于地理、文化上的近邻影响关系，日本的汉学（包括楚辞）研究，其发展气象和研究深度，均远胜于欧美诸国。但在建国以来的数十年间，人们对日本楚辞研究的历史、现状，却了解甚少。上世纪80年代，马茂元先生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其《楚辞资料海外编》分册（尹锡康、周发祥任分册主编），选录苏美英法德匈日等国学者15家19篇（部）论著，其中日本学者占了6人9篇（部），人们才对日本的楚辞研究有了较深的印象，但还毕竟缺少系统的了解。而徐志啸教授则借着到日本讲学之机，“充分利用了石川教授研究室及秋田大学图书馆等处丰富资料的有利条件”，对日本楚辞研究的历史、现状作了深入的考察，并直接凭借日本学者竹治贞夫、吉川幸次郎、稻田耕一郎等对本国楚辞研究历史状况和重要专题的评述，构建了这部专著。这就在资料来源和评述依据上，具有了不可取代的权威性。不仅如此，由于本著在结构框架上，采用了“依循历史发展的轨迹，对日本汉学界研究楚辞的历史，作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鸟瞰和描述”方式（引自本著《前言》），这就不仅在纵向上展示了近400年来日本楚辞研究发展不同阶段的风貌，而且在横向上评述了竹治贞夫、藤野岩友、赤?忠、星川清孝、冈村繁、石川三佐男等现当代代表性学者楚辞研究的成就和特色。这样一种系统的历史性梳理和总结，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日本本土，也尚未有人做过。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本著在国外楚辞研究学术史上的开创性意义了。
本著的开拓之功，还体现在突破了“概述”式介绍层面，而对日本现当代楚辞研究家的论著作了深入的发掘，揭示了各自在研究见解、思路、方法上的创新之处。例如对竹治贞夫，徐氏标举其对日本楚辞研究史的精湛评述，考定《楚辞释文》作者非王勉而是陆善经的新见，以及在楚辞“文学研究”中提出的“三言”节奏体、“三型”句式和“二段式结构”诸说，论定竹氏“无论成果的数量质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在日本汉学界都堪称一流”。论析精到而令人信服。对赤?忠，则标举其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独到功底与眼光，将《离骚》作为解剖点，阐述了以《离骚》为中心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的探索思路，揭示其关于“《离骚》整合了《诗经》和楚辞《九歌》、《九章》等篇中的多种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要素”，“而最终完成了它的‘剧诗’体式”这一创见，而肯定他“不依傍前人成说，敢于大胆从作品本身下手”、“并多与《诗经》相比较对照”的“宏阔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评述亦明晰而独具只眼。对石川三佐男，则标举其对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的研究，又佐之以汉代出土文物“鲁诗镜”及“天公行出镜”等旁证材料，对《九歌》提出一系列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理解和诠释（称“楚辞是祈祷死者魂魄上天”、“是葬送文学的体现”），而揭示其楚辞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将考古文物资料与传统文献有机结合”。对日本这些代表性楚辞学者研究特色的揭示，正与徐氏关于“在日本有相当一批学者，他们很投入地在研究楚辞，”“日本学者在研究风格上很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对研究对象特别善于作微观上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的宏观总结相映照，使人们对日本的楚辞研究既有个案的掘进，又有整体的观照，从而得到有益的启迪。
本著对日本楚辞研究的论析，还有一大值得赞赏之点，就是它的独立批评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者楚辞研究的成果及其体现的新思路、新方法，我们无疑应该充分肯定并认真借鉴。这对于开阔研究视野，推动学术进展，都有莫大的裨益。但外国的东西也并非什么都好，日本的楚辞研究也自有其局限和不足。徐志啸教授对这一点抱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他论析日本学者楚辞研究的思路和见解时，也始终注意了评判的分寸和应有的批评态度。例如对冈村繁、三泽玲尔、家井真、谷口满等否定屈原为《离骚》、《天问》、《九章》等楚辞作品的作者的偏颇之见，本著不仅在有关章节的论述中，明确批评他们“立论的基点根本偏了，因而尽管思路开阔，引证丰富，其结果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谬说自见”；而且还专门附了一篇徐氏在1990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与日本学者商榷――论〈天问〉、〈橘颂〉的题旨与来源》，对其代表学者三泽玲尔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的辩驳。又如藤野岩友在其代表作《巫系文学论》中，把屈原的作品全都归入“巫系文学”，并列了一张“巫系文学”图表以标示其总体见解。本著即专设《“巫系文学表”评议》一节，作了有分析的批评，指明其“把整个楚辞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链条，一古脑儿全置于‘巫系’之下做文章，这个大前提本身错了”。即使是对好朋友石川三佐男教授的偏颇之见，徐氏也不含糊，在秋田大学与石川的“专题对话”中明确表示，“石川先生结合中国本地出土的文物与考古资料对楚辞作品提出新的见解”，“这些看法本身我本人肯定不能接受”。这种不因情面而失去科学态度的学术品格，尤其令我赞赏。所以，尽管本著也有一些不足（如过多肯定那些偏颇之见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而缺少对其研究方法上失误的剖析），我还是非常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富有开拓之功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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