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资总是徘徊于物质与文化之间，他们一手提书，一手提着刚刚买来的新款皮鞋，商品与书籍互相摩擦，仿佛一对情人耳鬓厮磨的调情，提醒着消费时代的文化处境
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巴别图书馆
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是博尔赫斯始料未及的。博尔赫斯所设想的六面体宇宙模式的巴别图书馆，在今天，正在被长方形的平面屏幕所替代。这个明晃晃的屏幕，更像是巫师的水晶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都在其中展现出来。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拥有这样一个“水晶球”，而每一个“水晶球”都是一个超级图书馆。在这个超级图书馆里，隐藏着一个叫Google或别的什么名字的“管理员”，我键下他的名字，便即刻应声出现，并向我展示一个小方框。通过这个魔方，一个虚拟的符号世界向我敞开。
从一个站点链接到另一个站点，如同从一间阅览室走向另一间阅览室。但这途中没有走廊、甬道和大门，也没有灰尘扑扑的书架和哈欠连天的管理员。在光标点击的一瞬间，另一页面就魔术般地闪现。在互联网上漫游，已经成为每天的日常生活。从2000年前后的李永刚著名的个人网站《思想的境界》，到近年来较为活跃的综合性文化网站《文化先锋》、《世纪中国》等，都是差不多每日必到的去处。浏览那些怪异的名字发布的各种各样的帖子，或者阅读网站提供的各类专题文章，时间过得特别快。
图：钱海燕
捧一杯茶，躺卧藤椅上，在秋日的阳光下，阅读一本诗集或小说，这样的阅读生活离我越来越遥远了。虽然偶尔还会重温传统阅读的旧梦，但更多的资讯仍然来自互联网。当年在书架前东抽一本西拿一本，盘桓至深更半夜，结果却是一页书未读，如今则变成在网上东游西荡，往往也是通宵达旦却一事无成。
在这个虚拟的巴别图书馆里，资讯无限的膨胀，造成了零星散乱的阅读状态。然而，我却常常怀疑，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的资讯？毫无疑问，互联网的资讯传播，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信息流浓缩了时间和空间，使我们得以最大可能地拥有各种各样的资讯，最大可能地建立起一座超级庞大的图书馆。可是，我们在赢得最广大的时空的同时，却又在一点一滴地失去这些时空。还是有许多该读的书却没有读，成为阅读生活中的一桩心病。
互联网，这是一个通向无限的隧道入口。投身其中，就如同到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唯一的出路就是断开连接或直接关机。在Windows关机的音乐声中，一切沸腾的信息流转瞬之间蒸发，只留下一块空无一物的、默无声的屏幕，一面黑色的镜子。一切恍如一场幻梦。回身反观书架，那一排排方方正正的“六面体”，依然还是最诱人的召唤。
历史与诗歌：阅读的诗意
连续几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收到一本黄礼孩主编的叫做《诗歌与人》的书，一律是装帧考究，印制精良，远非一二十年前的那种灰头土脸的诗刊所能比拟。这也许表明，诗歌的生存处境已是今非昔比。
经常收到的还有桑克主编的《剃须刀》诗刊，它们也同样精美。但跟《诗歌与人》不同的是，《剃须刀》是同人刊物，诗人基本上是固定的几位：张曙光、朱永良、文乾义、桑克，有时外加有萧开愚、臧棣等诗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老友。翻开这些诗集，仿佛听到朋友们说话的声音。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诗人朱朱的诗集《皮箱》是一部尤为精美的书，不仅是其装帧，更因其内容。也是我在2005年度所读到的最令我兴奋的文学作品。其中的组诗《清河县》，令我不禁吟诵起来。遥远的市井故事，通过朱朱的诗行向人们再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还有那些情绪，电影画面般地慢放、定格、放大，变得清晰如在我们身边刚刚发生。
这些诗集维持着我的生活世界与诗意之间的联系，时常提醒我生活的另一重意义。
如果说，诗歌是现实的大地上滋生的色彩绚烂的幻想和情感之花的话，那么，历史则是过去时间记忆的褪了色的图画。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揭示了历史的物质性的灰色图景。布罗代尔笔下的历史是物质的堆积物。漫长的300年，如此的“长时段”，在物的累加中悄悄改变了它的面貌。而在对物质生活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沧海桑田清晰可辨的轨迹，同时也仿佛嗅得到粮食和器物在历史的深处散发出来的浓烈的气息。在我看来，布罗代尔的著作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布罗代尔的著作形成对照的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这个人将历史的叙事与虚构混杂在一起，而且让我分不清这两者的界限，这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一个年代久远的小事件，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妇人，被放大到历史的显微镜下，忽然变得那么的清晰和复杂。通过对这一历史“细胞”的解析，史景迁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秘密。史景迁的历史书写的魅力赢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青睐，但这仅仅因为它们是史学大师史景迁的著作，如果换了其他人这样来研究史学，肯定会遭到正统学术界的集体唾弃。尽管如此，我还是听到了预示着一场史学书写革命风暴的雷声正在隐隐作响，它将给沉闷腐朽的国内学术界带来惊天动地的冲击。
书店：商品与文化之间的快捷键
如果是购书的话，我更多地是去上海的季风书园。
季风书园的传奇性始终与地铁和物质化的生活密切相关。沿地铁沿线设置的季风书园，构成了书籍零售业的奇妙景观。这种文化与物质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跟那些处于特定区域的超大型书城不同。超大型书城以自身的孤立的完整性，显示出文化的傲慢与偏见。看上去精神排斥了物质，而在物质化的商品退场后留下的空白处，书籍盘踞其上，构成了巨大的商品恐龙。人们难得去上一回，在庞大的书籍迷宫中盲目地挣扎一通之后，实际上往往所获甚少。人们回到物质的市场，在那里重新找到日常生活的呼吸节律。
而季风书园则不然。设在地铁陕西南路站的地下过道里的季风书园总部，是人们从生活和工作场所通向淮海路商业中心的一个过渡区域，仿佛浓密的物质森林里的一小块精神空地。人们从这里经过，更多的是为了休闲和购物，享受物质繁荣的快乐。然而，穿过地下隧道的漫长幽暗，自动扶梯将人们提升至接近地面的高度，就可能看见季风书园。人们未必是特地前来买书的，但这个寄生于地铁躯干之上的图书“昆虫”，总是刺激着都市人群的精神之痒。它像是预先埋伏在那里，等待着来自地底的众生，随时准备给他们来一次“精神”洗礼，作为升上更加光明的地面“天堂”的预备工作。
然而，实际上等待在上面的是一个“物质天堂”。季风书园总部之上，是淮海路，其周边环绕着百盛购物、巴黎春天，二百永新等大型购物中心。一个物质消费主义的天堂。文化乃物质生活的剩余。一般人们不会先在这里买书，然后提着一大捆书去逛街，相反，人们更多的是在购物返回的时候，可能会顺便来到这里。在物质消费之余，顺便享用一份精神甜点。
能够从强烈的物欲刺激中抽身出来光顾书店的人，一般可能会是有相当程度文化需求的人。因此，季风书园的顾客，基本上是文化消费的主体阶层――文化小资和知识界人士。在那里可以比较容易遇见平时难得一见的文化界的朋友。其营销的也以人文艺术类的书籍为主。季风书园这一特殊的位置和书籍种类配置，可以满足这一阶层的人群的双重需求：物质的和文化的。文化小资总是徘徊于物质与文化之间，他们一手提书，一手提着刚刚买来的新款皮鞋，从这里穿梭而过，商品与书籍互相摩擦，发出某种暧昧的声响，仿佛一对情人耳鬓厮磨的调情，提醒着消费时代的文化处境。他们可以将哈贝马斯与哈根达斯，卡尔维诺与卡布奇诺，一并塞进购物袋，象征着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这一切营造了季风书园的文化消费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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