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当下正面临的突
破相比，以往的作品有可能太过稚嫩，以后的脑力又有可能有所衰减，全都算不得数，因而只有此时此刻的手笔，有可能成就一生的功业
《中华读书报》打电话过来，一定要我以“这一年”为题，为他们写一篇短文。我闻罢不觉一惊，方才记起眼下又是岁末了。
并非在刻意模仿“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圣贤境界，实在是因为这一年之于我，无非是个寻常年份罢了。是啊，人生走到了这一步，无论你再怎么没日没夜，一年忙下来也就顶多意味着：你又写出了几篇得意之作，又指导了一篇叫好的论文，又给研究生开了一门新课，又到国外发表了若干讲演，又把不少同行邀约到北大，又挑中了两个读书种子，又编定了几卷《中国学术》，又主编了十几本丛书，又构想了两个新的项目，――当然也还包括：又买来了不少引人入胜的唱片，又找到了一个静心读书的住处，甚至又发现了几家价廉物美的餐馆……如此而已、而已。
这也许就是所谓“盛年”，――忙忙碌碌絮絮叨叨的盛年，生命被各种责任不断分割的盛年，一切兴奋都已沦为日常的盛年，既无心炫耀也无力反悔的盛年。长我几岁的李零兄，曾在电话中跟我数念说，他身上如今压着三座大山。可我学他的样一掐算：他老兄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要说我肩头上的这些大山，最起码也得有五、六座吧？
不过，就算我能跟着李零兄数数，却学不像他那牢骚满腹的神态，不然我就不会主动招惹这许多麻烦了。我本性上毕竟是个乐呵呵的山东人，从自己的快乐天性出发，我宁可把盛年时代的这些承担，当作世上最为过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先忙乎完这个再去忙碌那个，正好比拿着此一种快乐，去换取彼一种快乐，或者更直白些，是先过足了这一种瘾头，又赶着去过那一种瘾。
出于这种心理，近来我总是转着这么个念头：想要把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人生阶段，比作一出歌剧中最最过瘾的咏叹调。人们都爱说“人生如戏剧”，这话原本也不错，只可惜附和者太多而成了俗话。所以，倒不如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重新阐发――要知道我当初也可能以歌唱为生的――不再把人生比作一般的戏剧，而把它比作最让人过瘾的歌剧。
当然我知道，在好莱坞模式所造成的心理定势中，那些每天习惯于消费一个故事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欣赏歌剧（或者京剧等等）了。日复一日的情节刺激，使那些心灵结满了坚硬的老茧，只能靠下一个更加紧张（自然也是更加胡编乱造）的悬念来刺痛。在这样一种观剧心态中，人们几乎从大幕开启的那一刻起，就猴急地巴望着故事的结局，而不再有心力随着剧情的正常节奏，沉浸在和品味着人生的某一个紧要的瞬间。
图：钱海燕
然而，既已把这些故事比作人生，只怕最没意思的就要数结局了吧？不管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总归会“百年俱是可怜人”，天底下唯独这一点还算是公平的。既是如此，又干嘛非要急急忙忙地往死路上奔呢？干嘛不定一定格、回一回味，让似水的流年在感觉上飘逝得稍稍慢一些呢？……
由此说来，至少对于那些更想要珍惜生命的人们，与其对他们说“人生如戏剧”，果然不如更加具体地说――“人生如歌剧”。那些人毕竟不那么急于打探情节的终点，而宁可在剧情的缓慢推移中，在剧中人的正常呼吸中，耐心地等候着那一段辉煌的咏叹调。――是的，他们在等候着这个必须拼尽全力来达致完满的巅峰时刻，希望能够伴随着歌者的高音而体验对于极限状态的攀越。
其实，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一方面，这无疑是最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此时已不再有从头补课的机会，你以往曾经学会了什么，现在就只能去做什么，从而将来也就只能成就什么。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与当下正面临的突破相比，以往的作品有可能太过稚嫩，以后的脑力又有可能有所衰减，全都算不得数，因而只有此时此刻的手笔，最接近于成就一生的功业。
由此说来，在这个生命正高歌行进的盛年，人生实际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歌剧舞台上那位将要一锤定音的主角，只要他还没把最后一个高潮坚定不移地唱上去，嗓子眼就总难免有些发紧。然而，他却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哪怕普天下的沉重都压在脊柱上，这仍将是挖掘生命潜能的最佳时刻，――只要他能像大英雄贝多芬那样，把头颅高贵地昂起来，用自己的全部精思与才华，蘸着内心的全部忧思与向往，谱写出巍峨不拔的传世之作。
只要能心存此念，一个步入盛年的生命，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伤春了。毕竟，只有足以发出咏叹的这个年代，才最是人生盛开的华年。事实上，就像歌剧中最为辉煌的咏叹调，往往要抒发于剧情成熟的时刻一样，以往你生命历程中的所有细节，无论是胜是负是成是毁，也无非是在铺垫着这个“知天命之年”，――此前的你似乎专在等着此时，此后的你也最要记念此时。由此就不妨说，我们这辈子有没有白活，关键就在于是否享有过这样的盛年，是否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盛年，能否在这个挑战生命极限的岁月，唱出过不可一世的高亢咏叹调。
这或许就是夫子“不知老之将至”的真谛罢？当然，所谓“不知老之将至”，并不是说不会衰老，更不是在自我蒙蔽，而是在摹状一种由于把生命化入大我而不觉忘却小我的得道之境。尽管比起以往任何阶段来，盛年时代都更提示了生命的惟一性，然而此刻，既然观众正济济一堂，乐队也已高奏序曲，我们又何妨在人生旅途中索性酣畅淋漓一回，边走边唱――“咏而归”？
即使到谢幕以后，那歌声也不会就此消歇的。我平生很不善记述情节，就连别人回忆到我的故事，我看后都觉得懵懵懂懂。然而，我却很会记忆定格的场景，无论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景，还是让我触目惊心的败局，都构成了我生命中的“形而上质素”。这一点其实也很像歌剧。因为在我看来，叙事结构在歌剧中同样并不重要，不过是在替剧中人铺垫歌唱的机会罢了。正因此才决定了，一旦咏叹调已被神完气足地唱罢，那些剧情就不大值得再去重演了，否则观众就会无聊，就会堕入尼采对于人生轮回的厌恶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生中真正剩下的，不正是那些值得在音乐会上千万次重温的、永远会受到喝彩的咏叹调么？
突然想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恰值帕瓦罗蒂造访北京，进行他的告别巡回演唱。于是，就很想把这篇短文献给这位歌王――这位曾经带给我如许欢乐与鼓舞的“英雄男高音”。我想对他说，正如我刚刚写下的那样，尽管一位歌者的身体乃至生命，终将有退隐的一天，但他在咏叹之年所发出的那一片拔山盖世的歌声，却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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