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家的精神历程中，丁玲是一个最为具有革命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女作家。她在抗战即将爆发和抗战期间曾经受到过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但也在1950年代中后期受到了批判。她自1930年代就那样向往革命，并且在经历将近4年的南京囚禁后，毅然辗转到了保安，然后跟着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在1942年开始的文
丁玲曾说，她是吃鲁迅的奶而长大的。此言不虚，因为在她的骨子里总是有那么一份鲁迅式的傲气，有那么一种鲁迅味儿。这种鲁迅味儿在张永泉先生看来，就是丁玲承继了鲁迅思想中的个性主义精神。“五四”时期的思想主潮其实也是个性主义。概括说来，个性主义是中国文化辞典所没有的概念，是一种意在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概念，按照鲁迅的理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是个不愿充当奴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丁玲也是如此。她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信奉革命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自由，可以让更多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所以，个性主义才会成为鲁迅终生信守不渝的东西，也才会成为丁玲始终想信守不渝的东西。张永泉认为，考察丁玲1949年之前的创作及其人生实践，不论是左联时期，还是1942年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时期，丁玲都表现了她强烈渴望精神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品格。这种品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丁玲的思想和人生历程中也表现了令人痛心的另外一面，这就是张永泉在书中反复指出的：丁玲所曾具有的个性主义精神和现代文化品格，在延安整风以后的思想场域中终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与弱化，而在1950年代当丁玲被当作革命的异己分子予以惩处，并在此后经受了20余年非人性的改造的时候，丁玲终于被迫低下了那颗由“五四”所唤醒的高昂的头颅，终于成了一个没有多少现代思想的女人。在这意义上，张永泉认为，丁玲的悲剧就是个性主义的悲剧，正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现代文人的悲剧。其间的深层意蕴确实耐人深思。显然，张永泉在书中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个性主义的视角。我认为，这个研究视角是非常吻合丁玲创作及其人生实际的，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丁玲的创作及其思想历程有着较为准确的理解，而且也有利于凸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幅隐藏在历史丛林中的忧伤面影。张永泉之所以在丁玲研究中能够呈现出一种思想深度，一个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张永泉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对待丁玲研究始终具有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从1982年张永泉先生写下第一篇研究丁玲的论文《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算起，他对丁玲的关注和研究至今已持续了20余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张永泉是一个见证了1980年代以来丁玲研究之漫漫历程的学者。他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置身其间的学术发展历程告诉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可借此对自己的丁玲研究进行清醒的认识和反思。这样，我们在书中就看到了张永泉写于一系列论文后面的“补记”。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真正的快乐和痛苦。令他快乐的，是他发现自己早年的学术观点经历了时间的淘洗竟然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还能得到别人的认同；令他痛苦的，既有别人对其苦心经营的观点的曲解，也有因早年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学术困惑和局限。张永泉在“补记”中对这些一一加以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丁玲研究以外的东西。比如，他在多则“补记”中，就曾结合自己早年对丁玲作品的认识和分析谈到了阶级分析方法给他带来的学术思考的局限性，谈到了他们这一代学人在1980年代初期进行思想突围的艰难。所以，我认为，张永泉在书中所写的那些“补记”也就具有一种“学案”的性质，一种学术反思的性质。读着这样的文字，谁都会为他的真诚所感动的。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人来说，倘若每位前辈学人或师友都能像张永泉先生一样具有这种严肃和真诚的学术态度，那么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会更有希望，而且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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