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就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来说，传记文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读者对虚构文学的兴趣一般在青少年时期比较浓，成年以后会转向传记、历史、回忆录等非虚构的体裁。在我们交往、接触的人中，无论老少，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出几本印象深刻的传记类作品，以及对自己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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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视野，巨大的学术含量。为了总结传记文学的规律，作者从全球着眼，广泛搜求，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俱纳于视野之内，在中国，从司马迁、班固、刘勰到当代的胡适、杨绛、韩石山；在西方，从普鲁塔克、塔西佗、奥古斯丁到布拉福德、莫洛亚、库切。从学科上说，作者以史学为基点，融会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化等学科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传记文学理论。赵白生独到地指出：“传记这一文类具有一种整合性”，“就传记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臻于文的叙述，是文与史的水乳交融、珠联璧合。”该书不像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论著，就传记论传记，自说自话，原地转圈，劳神费力却说不清楚。作者广泛采撷了常人不太留意的回忆录、访谈录、书信、日记、笔记中的材料，成为传记文学大厦的一砖一石，既有整体的宏伟，又有细部的精致。作者从传记的基本概念开始，把传记使用的事实厘定为自传事实、传记事实、历史事实。然后依次论述了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结构原理和阐释策略,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传记文学理论。“真实性被认为是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传记文学的真实遵循的是一种一致的一贯性，它的虚构是一种‘死象之骨’式的还原；从结构上说，身份认同是自传作家组织事实的法则，而传记作家在选择事实时注重整体性。传记文学里不同的阐释策略表明，传记文学里三种事实的互文性对传主的正确阐释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一章，作者对中外的传记文学经典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得失，使读者对中外传记文学经典的概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巨大的学术含量，是《传记文学理论》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与坊间常见的那种注水式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该书是浓缩型的。这从该书的数量很大的注释就可以看出来，而且其半数是外文的，这使我想起了钱钟书的一副对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撰写该书，赵白生经过了相当时间的积累，方才动笔。在写作过程中，深入思考，取精用弘，悉心选择。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普通作者，不管是大段引用，还是摘引只言片语，都郑重地注明出处，显示了良好的学术道德，严谨的学术规范。其大量的外文引文和参考文献，对不便于使用外文原著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极大的便利。
最后，《传记文学理论》的文字优雅、内敛，富有张力，表现出较高的表达技巧，这是该书的又一个特点和优点。该书本来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理论专著，但赵白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厚积薄发，举重若轻，论述严密，举证周详。由于作者对中文、外文资料长期含英咀华，该书的文字融合了古代汉语的典雅、诗意与西方论著的逻辑严密，在给读者学理启示的同时，文字本身有一种美感，这在年轻一代学者身上是较为难得的文字修养，也即古人说的“诗外工夫”。作者在评论美国作家布拉福德的“心像”写作时写道：“一分为二，入木三分。布拉福德的心像颗粒清晰，明暗得当。它不是十六的满月，而是如刀的弯月，悠然地挂在天际，给人一种幽远的静意。”这几句话，文字并不多，但给读者的印象很深，也很美，有很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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