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运用大量历史学和人口学史料，落笔于“童年”的社会源起，勾勒了“童年”发生、发展的历史沿革。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由最初的虚无存在到无可避免地诞生。尽管近代印刷媒介的发展和当代电子媒介的兴盛，把现代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却将童年置于濒临“
假如“童年”永不消逝，世界将会怎样？
诚如尼尔・波兹曼所推论，“童年”这一概念是文明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的自然属性逐渐退居二线，精神性成为人心灵的主宰，成为确定个体差异的重要标尺。“童年”这一概念藉此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成年”应运而生。与“孩子/成人”这对概念相比，前者明显包孕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一个人从“童年”走向“成年”，无疑是一个由“无知”变成“有知”的过程。从此种意义上说，人的“文明化”就是对“童年”的消解和“成年”的创生。“童年”作为概念在人的成长之旅中逐渐淡化，显然是一种必然。不必惶恐，反而应向往、欣喜。否则，就会滋生出一种“拒绝长大”的畸形心态，如同父母害怕失去心爱的孩子而不让孩子正常成长，企图让孩子始终保持在“孩子”状态。事实上，一个人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其人格特征仍旧停留在孩童状态，那才是一种可怕的事。这是一个人成长的灾难，是严重的异化。
于是，尼尔・波兹曼所谓“童年”这一概念遭受现代文明的挤兑有消逝之虞，多少有点“杞人忧天”的意味。如果说“无知―有知”是“童年―成年”的标识，那么，除非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具备成人的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即“有知”），否则，童年是绝对不会蓦然消失的。只不过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每一个时代的“童年”所蕴藉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所不同。比如，中世纪的童年概念与当下的童年概念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E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对富足，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前所未有地丰富、便捷。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从“无知”到“有知”的行程大大缩短。从表现征候来看，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孩子都早熟。因为过早知晓了成人世界的“秘密”而失去了无忧无虑的天性，这的确是现代文明附加给他们的一种悲哀。但是，没有谁能够抗拒历史的滚滚潮流，谁也不能把孩子放进真空里，等到他们“无知”够了，然后再让他们进入信息社会开始“有知化”。倘若以人的一生来观照“童年”，童年不过是人一生中若干个“节”中的一个。童年是起点，而不是终点，童年的终极目标是成年。倘若一个人的童年不在其成长之旅中逐渐淡出，这样的成长最终只能让成长者生成出异常人格。这显然比“童年的消逝”更可怕！
童年的核心在于“儿童性”，即童心、童趣，率真、纯净，富于好奇心、幻想性和游戏性。我要说的是，在文明社会中，“童年”作为一个文化化的概念永不会“消逝”。但对于个人来说，其“儿童性”的“消逝”则是不可逆的，企图永葆童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或神话。在成长之旅中，真正让人倍感失落的，便是这难能可贵的“儿童性”因逐渐“有知”而与人背道而驰。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我们，对待“童年”的合理心态是：认识到“童年”的美好恰好在于它的“儿童性”，亦确认“儿童性”逐渐“消逝”迟早会发生。成年人作为成长者的精神导师，应尽可能让他们沐浴充沛的阳光雨露，确保其“儿童性”与生理/心理的发展同步。既不拔苗助长，亦不杞人忧天。尤其是在这鲜有“秘密”的当下，尽可能让孩子们不过早了解成人的秘密，不让泛滥的信息催熟他们的成长而酿成早熟、早衰的悲剧。
一个人在成年后仍能让“儿童性”驻留于心灵一隅，无疑是一件幸事。既能对复杂、曲折、艰难的成人生活以缓冲、调适，又能让心中始终荡漾着回归童年的梦想。人生若梦，无梦的人生不啻于枯干的水井。永不长大的小飞侠彼得・潘和他所生活的“永无乡”，之所以让一代代读者心驰神往，是因为徜徉在那片瑰丽的童话世界中，回归童年的梦想得到了温情的抚慰。
童年/成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彼此呼应、烛照。片面强调、夸大一方的重要性，都不利于人的成长的完整性。工业文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童年概念，亦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变化是正常的，一成不变令人担忧。若能在变化中去伪存真，现代文明对“童年”的改写理应是一种进步。当然，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不幸事件，往往就发生在文明的嬗变过程中。或许，这才是担心“童年”面临“消逝”危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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