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事，“七天”岂短

开栏语　著名学者萧乾曾在1935年出版《书评研究》一书，“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70年时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书评的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所谓职业书评

缪哲，（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范围：中国早期艺术史。有《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译作三四部；论文两三篇。

清儒陈东塾说：“吾曹著书，切不可轻易立说，立说而误，又劳后人驳辩，此书籍所以日多也。”如今的书籍，又多非“立说－驳辩”而起，倒如操不同语言的人，自说自话，在共建文化的“巴别塔”。那么书籍之多，又非陈东塾可想见。《中华读书报》以“三个月来图书经眼记”为题，征文于下走。但三个月来，经眼的书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爰就一周来摸过、或读过的三种，粗述所感，敷衍成文。虽不合三月之数，但“七天”又岂是短呢？

《大正藏》

过去的读书，是近于仪式的。所谓“焚香净手”，所谓“嘴有腥臊不入书楼”，皆是以书为圣物。这样的经验，我从未有过；读书虽谈不上狼虎，但也不怎么爱惜。一遍下来，总要留点读过的痕迹，如书页的狗耳朵，封面的五花脸，行间的蚯蚓线，类如死刑符的菖、或如上吊绳的？。但新得的一部书，却让我下不了手。一来太昂贵，二来太庄严了。

这是部影印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皇皇一百巨册。

《大正藏》的用处，这里不用讲了。我这藏经，是河北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的新版（2005年12月印制）。据楼宇烈教授说，他见过的影印版中，以这一版最精美，最接近日本初版的原样。1980年代北大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里，记得就有部日本初版的大正藏：紫红、布纹的封面，与我新得的这部相同；纸张的洁白，也仿佛是一样的，则知楼先生说的实在不差。当时虽爱不释手，但自己的家里，有一天会摆上这样的一部书，则穷竭我当时的少年之狂想，也想不到这来。但忽忽20年，鲰生瓠落，百无一成，却蒙僧界友人和施主的恩典，居然有了一部，不免有惊定拭泪、“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了。

“十年阅经藏，懵腾未知津。不嫌秋夜永，名相苦追寻。”这是前年秋“打油”打来的几句。这是实在话。经中的理，我是不敢懂的；但学中国早期的艺术，藏经总避不开。我这个行当，原不产一粒粟，不织一根丝，有人抬举它，固有“促进文化建设”的嘉勉语，但原自己的本意，只是满足一己的好奇而已。惟学问的开销之大，又非我可负担；于是得有人“供养”：或与我不相识的纳税者，或与我相识的亲友、敬重“斯文”的施主等。这次“虚云印经功德藏”赐阅藏经，尤使我感到对旁人、社会的需索之大，用处之小。虽不必“绣佛影下，长明灯前”，为“供养者们”祈福，但安心读书，不再贪玩，是所望于将来的。

《画坛点将录》

陈传席教授把年来发表的评论近现代画家的文字，都为一编，名《画坛点将录》，已付三联印行。身为门弟子，集内的大部分文章，出版前我几已成诵了。

昔瓶水斋主人做《乾嘉诗坛点将录》，拿武艺拟诗艺，用《水浒传》的人物，拟配乾嘉两朝的诗人。近代汪辟疆又仿其意，有《光宣诗坛点将录》之作；如以“及时雨宋江”，拟配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以“轰天雷凌振”，拟配梁启超等。并陈传席教授的书，则《点将录》之作，可鼎足而三了。

但这一本书，并无上两者的游戏味：用以拟配的水浒人物，作者都隐去了，读者要亲自呼之，他们才出来。我们试一试：书里排第一的，是李瑞清；他的画艺，近于晁盖的武艺，但清末于三江师范学堂，首开新式的美术教育，岂非“晁盖梁山小夺泊”？作者排之于第一，谁云不宜？又如排第三名的，为徐悲鸿；他的武艺和地位，自非卢俊义莫可拟配。还不仅此：汪辟疆评光宣诗人中的“卢俊义”（郑孝胥），有“肯向都官拜路尘，画间着语老犹能”的句子。不计其中讥讪的口吻，则徐的忍辱负重、儿女情长，也与之甚贴切。对其他画家的评价，也的当如此。故这一本书，可谓“史家之笔”了，不可作寻常的画评看。落在古代，是可“宣付史馆，备史臣之采择”的。

对画家的评论中，也贯穿了作者个人趣味与主张。如画家胸襟要大，莫一味于雅，致画于萎靡；但胸襟要济以学养，一味于“胸襟之大”，易流于灭裂鲁莽。又如画家不可有俗情，一落俗情，画即不足观；但不可不为俗事，过于脱俗，画即冷寂、无生意了。这些话，都是令人莞尔的见道语。

《国史探微》

作者杨联?是陈寅恪的弟子，惟不像乃师那样，“为不古不今之学”。这集里的文字，都是政治史、经济史的专题论文，且多为英语的转译。

文章译得不错，或经了作者与其弟子余英时的润饰亦未可知。但通体上读来，仍是古板的“经生气”，见于乃师文字的兴会与情致，文中是没有的。故这一册书，似只堪为脚踏石，供人踩过，若言巍然为峰，永为人瞻望，我实未敢信。

老友吕大年先生去年有一长文，题作《人文主义二三事》，光这名字，就有不合学术的规范之嫌了；况且行文的口吻，还宛如拉家常，如“菖菖菖是正派、渊博的学者，他的话是很值得一听的”，就尤非规范的学术文应有的语气。故初稿给我读时，我为他捏了把冷汗，担心这样的文字，会溺毙于“学术规范”的浪潮。还好，《外国文学研究》很大度，他逃了一劫。

“学术规范”或是外来语，或外来的概念。它的内容似有二：一是语必有征，不瞎说；二是行文如公文，不可有个人的兴会与情致。对前者，我固无异议，也是中国旧的学术传统固有的；惟瞎说与不瞎说，我觉得是良心事。脚注与书目，只是规范的皮而已。至于后一个要求，则不知何所为。非让人把文章写得干巴巴的，不知何益于学术。言之不文，行之也不会远的；有这样的规范，人就不必做“名山事业”之想了。最大的奢望，不过等着人来，榨尽自己文章里的信息，把自己“更新”了而已。此所谓“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