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柏杨作品研讨会”上，刘志琴教授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最近重版的《中国人史纲》有所点评，远在台湾的柏杨看了研讨会的录像后，致函刘教授，以为呼应。感谢刘志琴教授向本报提供我接触柏杨先生的作品是两部，一部是《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一部是《中国人史纲》。这两部书都不是为内地读者写作的，但是这两本书在内地的发行，正好适应了内地的社会思潮。
首先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丑陋的中国人》初进内地的时候，并不是公开发行，但在民间不胫而走，流传很广。那时正逢内地文化热、思想解放的热潮，这本书推波助澜，起了酵母作用。为什么？因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促使人们痛切地思考百年来中国为什么又重蹈封建专制的覆辙？《丑陋的中国人》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读来发人深省。虽然它有偏激之处，但是这种偏激带来的深刻性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良口苦药，没有那种儆示就不足以使人猛省。《丑陋的中国人》并不是说中国人都不好，而是这种批评可能比正面的颂扬更加深刻，更加能激起我们的责任感。
举例来说，百年前上海租界公园发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事端，引起舆论大哗，众口汹汹，声讨这有辱中国人的举措，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却发表这样一种见解 “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 ‘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为大国民之大度者也。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在此，他干冒人言之大不讳，指出要真正洗刷这一耻辱，必须要改变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小便，不讲公共卫生的不良习惯。一百年过去了，至今大陆人在海外旅游仍然因为不讲公共卫生，被世人所耻笑。反思杨昌济的这番话，远比那种只责别人，不思己过的民粹论调，更有爱国情操和理性精神。
《中国人史纲》引进在80年代末，因为它通俗、生动，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但在学界并未激起多大的反响。但是现在，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人史纲》是把中国历史抖散了给你看，它要回答的问题是 中国社会这么多的弊病从哪里来？为什么百年来封建专制阴魂久久不散？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共道德和民主意识？有些学者曾经指责传统文化积弊造成民族性的阴暗面，现在更深一层地考虑是制度的作用。这本书大多讲的是帝王的专横昏暴，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实际上是在发掘专制制度的后果，造成浸染民众的大“酱缸”，是不合理的制度酿造了丑陋的民族性。这正是当前学界所思考、争论的问题。
《中国人史纲》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当属历史文学，它用一种春秋笔法写历史，鲁迅也曾用这一笔调写史，赢得很高声誉，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就缺少这种轻松而又调侃，知识密集而又生动的史笔。
《中国人史纲》也是一部“另类史学”。所谓“另类”，在明清之际就是异端，具有启蒙的价值。在社会转型之际，非常需要这种有史可考，而又发人深省的通俗史学。在内地卖得很火的《万历十五年》，也是“另类史学”，出版之初也受到不被理解的困惑，初印时也很简陋。但是读者是最公正的，多年来多次重版，愈印愈讲究，畅销不衰。这部《中国人史纲》重新出版，在设计包装上做如此多的改进，图书做得很精美，一书在手，赏心悦目。这可说是读者的需要在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情趣和对历史的看法。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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