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学者的著作销量总是有限的，通常仅印行三五千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撰写的《帝国的惆怅》，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印了6次，印数多达几十万册，仅最近的这次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著作是通俗性作品而非学术著作，所以读者多，销量大，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人们习惯于将通俗性、趣味性与非学术性划等号，实际上学术作品未必不能通俗和富有趣味性。据笔者所见，这部作品不但有相当的学术性，而且有些学术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它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不仅回答“是什么？”，也解决“为什么”。
高明的写作技巧
诚然，该书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作者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密不可分。这本书是在那一系列演讲基础上写成的。但是，能够引起畅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本身的魅力。不好看谁愿意买呢？笔者就是因其“好看”才买下它的。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激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它是这样说的：“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好一个开头，让人惊心动魄并回味无穷！按照常规，罪犯应当穿囚衣赴刑场，因为他是从监牢中被押解出来的。身为朝廷高官（据书中解释，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的晁错，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押赴刑场的，该书说这是“草菅人命”。朝廷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置晁错于死地？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笔锋一转，切入问题的要害，引出当时（西汉景帝时）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对其后漫长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事件，即“削藩”。书中说：“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是他说服汉景帝下削藩令，试图削减或取消藩国的辖地，由此触怒了那些藩国的主人们，即刘姓的藩王。诸侯王不甘心权力和领地被剥夺，便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晁错。汉景帝急于退叛军，遂将忠臣晁错当作替罪羊杀死，但是吴楚七国之乱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平息（“清君侧”实际上只是起兵反叛的一个借口），朝廷在用武力平叛之后才终于实现了晁错削藩的意愿。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要削藩？这就牵涉到秦汉以来的一项制度。秦灭六国后，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刘邦采取“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即郡县制与郡国制（也就是封建制）并行。但是分封的刘姓藩国尾大不掉，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到了景帝时朝廷痛下决心削藩，这是历史的必然。削藩的结果是其后的国家制度基本上以郡县制为主，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按照通行的教科书或学术著作的写法，这件事的叙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先交待制度的背景，说明朝廷为什么要削藩，然后引出“削藩”以及“七国之乱”这两大事件，它们的过程及其结果。晁错之死只是这两大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单独将它提出来大做文章。这样的写法恐怕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通常人们关心人及其命运要胜过关心制度。因为人是活的，制度相对来说则是死板的。易中天不这样写。他先写晁错之死，由人物的命运引出事件，继而引出制度。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会因人的努力而改变。事件也是人造成的。一切从“人”说起，恰符合历史的逻辑。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由10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有的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对象，例如第1、2、6、7章，分别讲述汉代的“削藩”和由此引起的“七国之乱”、宋代的变法运动、清代的鸦片战争以及清代一个涉及官场腐败的事件。其中既有大事，也有小事。有的以论述人物为主，例如第4章《荒唐的正义》就是以严嵩和嘉靖为主线，纵论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与昏君。还有专门对制度的探究，即第8章《好制度，坏制度》。除历史题材外，又有文学题材。第3章专门论述《水浒》，第10章则是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武侠以及武侠理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个章节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有千秋。第1章的写法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的确十分赢人。论述北宋变法的第2章，也是从人物入手，先介绍变法和反变法的三个主要人物：宋神宗、王安石以及司马光。将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和人文及道德修养等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结合，多方面分析变法成败的原因。第6章对鸦片战争的论述则是另辟蹊径。它紧紧抓住在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将领造假，向朝廷谎报军情这一奇特现象，从中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该书不仅在写法（结构安排）上引人入胜，而且语言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例如说“七国之乱”时这样描述：“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里套用了目前国际问题上常用的一句话。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领略到历史知识的趣味性，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
“隔行者”趣说历史
该书的成功是作者多年来刻意追求的结果。在“跋”中作者说：“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他认为历史是有用的，也是有趣的。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多种说法。最常规的是“正说”，最流行的是“戏说”。“正说”难懂而且乏味。“戏说”好看又有趣。“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这就产生了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经过趣说后，“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这种积极探索和追求恰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在该书第9章《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中，作者提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文字篓”或“传声筒”。可见，正是为了社会上广大读者能感受到学术的魅力，才有这样的成功作品问世。
除易中天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让学术走向社会，例如写了《太平杂说》的潘旭澜，发现“潜规则”的吴思等。他们多是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这一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一直强调历史学应该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些主张大多停留在口头上，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易中天、潘旭澜等人却以“隔行者”的身份（有人讥讽潘旭澜“隔行论史”，因他是文学教授。所以潘旭澜索性称自己是“隔行者”）做到了历史学者没能做到的事。社会上有不少有文化的人喜爱历史并关心历史学，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只顾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较少念及史学圈外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历史学的成果在圈内循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有点像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一样。再重要的突破与发现也只限于学术界这个狭小的范围里。潘旭澜说，历史学的功能正在萎缩，的确击中了要害。公众是有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有人需要普通的历史知识，有人需要高层次的学术成果；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接受专业人士的结论，还希望有所参与。他们关爱历史，也关注历史学，希望能促进历史学的发展，这完全符合历史学的性质。因为，历史学本来就是属于全民族和全社会的，不是少数专业学者所专有。
希望我们历史学工作者像易中天、潘旭澜那样，心里装着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写出大家喜欢看的学术著作来。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易中天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6年1月第6次印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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