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无极》的开场字幕中看到“自己”写成
打开书橱，里面有人在外刊主编的办公室里进行“思想的历险”，有人在《时代》周刊的生产线上高呼“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有人对10岁小孩杀人后的媒介公正问题质疑“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还有人希望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衍生报道带给读者一个“全球化视界”。天呐，做媒体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细节，我们还需要细节吗？
都说我们处在一个“速读年代”，在文化商品的每一道生产工艺上，几乎都可以看到“速”字的踪影――速得忘记了细节，速得丢掉了赖以生存的质量，速得读者都开始怀疑：“现在的新闻纸，该不会是用豆腐渣造出来的吧？”“速读年代”的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媒体工作者也暗自接受了速读也速朽的命运，既然我们的杂志只有一周甚至一天的生命，又何苦计较错几个字这样的芝麻大点儿的事。
但是，认真想想吧，当白纸黑字上出现诸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和“Golf Channel”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文字组合时，读者该怎么理解你脑中“理解传媒的7个步骤”呢？
《三联生活周刊》在前几个月登了一篇赞颂迅弛笔记本无线上网的文章，页面下方配了张顾客在咖啡厅里上网的图片。没问题吗？仔细瞧瞧，笔记本旁边接着扩展网卡，网卡上插着网线，笔记本后头还有一大堆电线。还有，在《新周刊》那本以“生于1980年代”为封面故事的杂志里，有个关于“MP4”的报道。右上角图片的注释是：韩国地铁里的年轻人都沉醉在自己MP4的世界里。实际上呢，看看耳机和线控，明明是三个听着SonyMD的日本小孩儿。至于《凤凰周刊》，这本以“言论尺度大”而闻名的杂志，粗读一遍，字里行间的观点，着实大胆得可以。但细心的读者却会对其中令人不胜其烦的文字错误大为光火，引号的丢失与重复就可以挑出三四处。版权页和后面的广告被双面胶粘在一起，而“现在时讯”中的图片粗糙到让人觉得是用三千像素的摄像头翻拍下来的。
当然，这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儿。但是，把所有细节堆砌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家媒体的风格。所谓“量变到质变”，这话倒是不假。
为什么《FHM》内地版《男人装》可以办得那么难看？把美国版、台湾地区版都拿来瞅瞅，就能明白其中的退化史。相比其母体，台湾地区版《FHM》在咨讯密度、品位和图片质量上就已经有所“跌份儿”，而到了这本内地版，网络上随便下载的图片已经登堂入室。对于一家马上就要在国贸边上盖大楼的、旗下一本杂志月广告额过1000万的媒体品牌来说，上一页是成本高昂的黑白大片，下一页紧跟着就是些“零成本”的素材，会不会有些太拿不出手？所以，拿着这本开本够大、铜版纸够厚、封面女郎够暴露的杂志，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本“不过如此”的擦边球读物而已。
康泰纳仕集团亚太区总裁简武洁在一次访谈中说，对于成功品牌而言，品牌价值总是体现在杂志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杂志的图片、字体、写作的语调和特色，都会传达杂志所蕴涵的品牌信息，其它诸如杂志的制作、纸张的质量、员工甚至办公地点，都是需要考虑的细节。康泰纳仕旗下的《Vogue》杂志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今天仍然是一本非常现代的主流杂志，人家可不屈服速朽的命运。
有媒体粗制滥造，也有媒体在坚持某种品质，前些日子看见新改版的《新世纪周刊》，其对于细节的追求着实令人震惊与钦佩。字体处理、分栏、图片阴影、版权信息、报道组合，虽然净是些普通读者不会刻意留心的东西，但是下了多少工夫却不言而喻。杂志风格统一，不同板块之间又有足够的区分度。与此同时，《三联生活周刊》却还继续给读者传递“一本杂志、三种风格”的制作理念，号称学《TIME》，却成了一堂只见皮毛就自我满足的速成培训。
在科技出版社工作的父亲，文字上始终是个极为严谨的人。一篇我认为问题不大的报道，也能被他挑出一些荒唐的词句。当我还在念小学时，听他边说“一校”、“二校”、“三校”，边在300格稿纸上用红笔标注一些标点的错漏，总是心怀敬意。万分之三的“及格线”，时常被他挂在嘴边。小时候得到的潜移默化和现时的所闻所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挑战、机遇、信任度、责任感这些宏大的理念之时，是否还能留出一些时间照看我们手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每一个与读者迎面以对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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