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套书，叶老曾经打电话训了我们的编辑一顿，据说还向和我们合作组织‘院士科普书系’的中科院学部办公室的人发了火”，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院士科普书系”的责任编辑宋成斌说，“我真没想到他对科普也这么重视”。
2006年1月9日，叶笃正院士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了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证书
评奖过程中，有一场答辩会。参与“院士科普书系”答辩的两名作者代表，就有叶笃正。至今，叶笃正在答辩会上那句“我们将以此（‘院士科普书系’）为基础向前努力，为科普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仍然感染着宋成斌。他说：“国家的姿态对我们科普工作者是莫大鼓励”。
今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将科普图书列入奖励范围，这不但让获奖的科普作者和出版社倍感惊喜，也让国内从事科普创作和出版工作的人们深受鼓舞。从事科普出版20多年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获奖图书《数学家的眼光》的责任编辑薛晓哲说：“多年来国内科普界一直是混沌一片，创作队伍水平不高，激励不足，市场不明朗，国内原创的优秀科普作品十分罕见。此次奖励，是一个信号。也许，百花竞放的科普创作春天即将到来。”
科普图书纳入“科技进步奖”的幕后故事
应该看到，把科普事业列入国家级战略目标，在世界各国已成共识。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科普理念并不落后，早在建国初就已将科普工作纳入国家计划，文革前后经历了两次高潮。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科普阵地日渐萎缩。
据科技部有关人士介绍，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4月，江泽民为中国科技馆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这个题词进一步明确了科普工作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成为当前推动科普工作的指导方针。
2002年6月，中国第一部《科普法》出台，保证了科普工作的法律地位。同年的第三次全国科普大会上，徐冠华部长强调科普工作“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活动”，他还提出“科研机构和高校，应把科技人员从事科普工作的绩效，纳入到考评指标中去”。
“最终让科普工作在规划战略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6月2日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说，“胡锦涛明确指出‘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2004年12月，徐冠华部长签署了科技部第9号令，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将科普纳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范围。
科普=科技成果？
人们一般认为，科普是把早已写入教科书的经典的科学知识以通俗的方式讲述给一般公众，而“国家科技进步奖”奖励的是科学研究中新的发现和发明。将科普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合理吗？
事实上，把科普书列为国家科技进步奖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97年11月，在国务委员宋健的倡导下，科普图书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原中国科普所所长章道义说：“当时不光是科普书，教材和学术专著也都属于评奖范围。但是后来有人提出学术专著和科研成果在评奖上有重复性，所以大概三年之后，科技进步奖就取消了图书的项目。”
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科普的成就也许不能完全与科研成就划等号，但是却不能小看它的辐射力。“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好的、生命力强的、能广为流传的基本上都是一线科学家写的。”但是，国内的科普创作群体中，科学家所占比例很小，“搞科研的不愿意写科普是科学界一个普遍的现象”。
“干科普是需要勇气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科普作家张景中从事了多年的科普工作，他写作《数学家的眼光》虽然仅仅6.5万字，却花了5年的时间。“写科普在国内可以说是隐性的，既不算专著也不算成果，也不能作为评职称的指标，如果不是特别爱好，谁还会写呢？”
“这次科普书被授予国家级的科技奖，是对科普事业的巨大鼓舞，是国家科普事业激励制度的的创新，对科普事业今后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章道义表示。
评奖过程还可以更加完善
对于这次评奖，作为评委的章道义仍然觉得有一点遗憾：“我觉得留给评委看书的时间太短了，我真怕有好书被遗漏了。”
据了解，这次被推选的图书共有40种，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评委共23人。每位评委在两天之内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挑选2-3本书精读，并对其他书泛读，然后对精读图书进行判断和推荐，被评委初评通过的图书将上网公示，然后再经过评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科技部审核，最终报批国务院批准。
同样是评委的王渝生说：“时间的确太短，投票的时候心里真是有点没底。比如《数学家的眼光》这本书，因为字数少，从外表看很难和那些丛书抗衡，要不是我极力推荐是很难脱颖而出的。”
多次参加图书评奖的章道义表示，科技进步奖对图书的评选仍采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体制并不适宜，图书的评价体制是很特殊的，比如文津奖，一般候选作品会至少提前一个月送到评委手里，评选之前评委对每本书都精读过的，如此评选相对公正。
“图书的选送办法也有一些缺陷”，薛晓哲表示，科技成果的推荐都是以省部级为单位，这就把许多出版社都给拒之门外了。
期待“科普图书出版的春天”
也许，这次国家的举措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价值的。张景中表示，在任何一个国家，科普作家都比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更加稀缺，“一个科普工作者既要具有文学素质还要具备科学素养，而科普创作和科研工作一样也是需要创新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此次政府的举动，会有助于改变社会上歧视科普作家、科普工作的氛围”。
卞毓麟认为，这次国家的举措从整体上提高了科普工作的地位，令人振奋，“不过，我还想说，是该把科普工作列入个人评价体系中去的时候了”，卞毓麟说，“国家级的奖励给出了一个导向，而具体的每一个高校、科研机构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时，如果能够客观地评价其科普成果，这将极大地保护那些对科普有兴趣的人员的积极性。如能这样，你们报纸1月11日头版发表的特约评论中宣告的‘科普图书出版的春天’一定能够早日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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