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感觉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李辉说。李辉的幸运与一些数字联系在一起。
92：10年来，李辉在大象社参与主编和写作的书已经有92本书。
10：从1997年开始与大象出版社联系，李辉与大象社已经有近十年的合作。
5：5套丛书。3：3本单册。
幸运的不仅仅是李辉，大象社也是幸运的――有李辉这样优秀的、忠诚的作者；读者是幸运的――可以读到那么多有品味、有价值的图书。
幸运的李辉：10年92本书
李辉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在《人民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创作以传记和随笔写作为主。而在日益开放的出版界，他也一直是一个活跃又独具眼光的策划者。文化人参与出版策划，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甚至非常时髦的事情。但是，李辉与大象出版社的合作非同寻常甚至让人颇为感动；李辉敏锐和勤奋，能够充分调动文化资源，大象社以它的气度和胸怀接纳文化人的梦想与追求，并将它变为现实这是双方文化理念的碰撞和交融导致的合作。
1997年，李辉接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信，写信人是大象社的社长周常林，信中他说，经常看《收获》杂志上李辉的“沧桑看云”专栏，很喜欢李的文章。最近他们要做一本书，选择20世纪有关历史、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内的一些重要话题，采访该领域的学者，用对话的形式反映来自知识界的对历史思考的声音，以帮助人们认识即将过去的世纪，更加清醒和从容地走进新的世纪。他想请李辉去做访问人。李辉表示，可以见面详谈。
不久，周常林来到了北京，两人谈得融洽开心。李辉形容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之后，李辉、应红夫妇访问了王元化、邵燕祥等学者，1998年《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好。这也奠定了李辉跟大象社合作的基础。
此后几年，李辉经常组织人在郑州开讲座，和大象社有过很多接触，有次在饭桌上李辉谈到他看过一套英国图书，以人物为主，配以图片，印象深刻。大象社的领导听后很感兴趣，于是双方再度携手，三个月后推出了“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这些作品通过梁思成、邓拓等一群文化人的记忆，以传主的记录或他人的叙述展示历史片段，记录历史流程，带读者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反响很大。从2001年启动后，到现在已经做了38种。
正当李辉和大象社的合作渐入佳境时，周常林退休了，李亚娜继任社长。李辉担心继任的社长会不会继续自己跟社里的合作的时候，李亚娜找到他，提议请他约以往采访过的文化人，让他们自己写作。其后不久，李辉策划主编的“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出版了。
合作还在继续，如今，李辉已经在大象出版了5套丛书，除去上述两套外还有“大象人物日记文丛”（8种）、“大象人物书简文丛”（5种）和“大象漫步书系”（15种），另除《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外，《和老人聊天》与《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两部单行本也相继问世。算下来，已经有92种。
北京万圣书园经理刘苏里对大象的做法表示钦佩。他说：“怎么能容忍跟李辉9年的合作，大象是很难从李身上挣到很多钱的。”他提出，出版社和文化人之间是一种强弱的关系，而通常出版社是属于强的一面，只有出版社采用一种较低的姿态，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才能长久。事实上大象社也始终为李辉提供着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服务，李亚娜说：“李辉提供的所有稿子都由社长、总编辑亲自负责，指派社内最优秀的编辑和装帧人员进行加工和设计。”李辉感叹道：“和大象社打交道，感觉很舒服，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我们在一起合作感觉很默契。”
李亚娜的话道出了给予李辉“重点照顾”的根源：“李辉的品味历史瞬间、品味历史细节的基调，他的给历史留下一些资料的想法，都与我们的思路相吻合。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与追求：摈弃浮华、不急功近利，静下心来，真真正正做些可以长久保存、有价值的图书。我们希望能给历史留下一些资料，我们坚持寻找细节，在细节中分析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从中悟出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理解、值得我们批判的东西。”
而“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大象人物日记文丛”两套丛书的出版可能更能说明双方合作的真诚。
尽管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来讲，刊行历史上重要的日记和书简很有必要，但对于出版者来说，这些书的读者面无疑比较窄，印量也不会很大。大象没有因为市场形势而忽略它们，而是充分发挥李辉善于搜集史料、发现史料，并能敏锐地抓住历史细节的特长，促使了丛书的出版。李辉说，在出版界普遍浮躁的大背景下，大象社这种“沉稳的出版风格”，使自己拒绝了别的出版社的挖角。“希望永远在大象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他说。
剧作家杜高评价这种合作“在这个时代是令人赞叹，使人振奋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幸运的大象：拥有李辉这样的作者
大象出版社地处河南郑州，与李辉的合作，对大象社的发展很有助益。在社内部，几个系列的相继出版与不断丰富，锻炼了编辑与装帧设计人员、促进了销售渠道的不断完善；在外部，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为代表的图书受到读者的追捧，树立了大象品牌形象。
“李辉身上聚集了大量重要文化资源，出版社与他的紧密合作，打通了另一条争取文化资源的通路。”《黄河》副主编谢泳说，李辉和大象社合作的经验值得地方出版社学习。
老出版人沈昌文半开玩笑地说：“我曾跟三联书店的人讲过，三联为什么现在码洋上不去，原因就是缺少李辉这样的作者。”
大象社对此认识更深，李亚娜评价说：“李辉先生虽然很年轻，可学问却做得非常扎实，他的一篇篇访谈和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剖析，使你不能不佩服他视野的广度和洞察的深度。也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浮躁炒作、不追逐时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甘于寂寞、埋头整理历史的敬业精神，才产生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丛书命名的时候，出版社曾经跟李辉商量，是不是用他的名字作丛书名称，李辉说，还是叫大象吧，咱们来共创这个品牌。
青年评论家周立民说，浏览李辉为大象社策划和主编几个系列图书的书目，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李辉牌”产品，“它绝对清楚地打着李辉的学术研究、兴趣追求的烙印，比如说以历经沧桑又个性鲜明的文化老人为中心，关注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和感悟，突出历史细节和个人性，具有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和重要的史料价值，怀想一种逐渐远去的文人传统……这是李辉为这些书所注入的灵魂，它们也正在和将要成为大象出版社人文类图书的灵魂，我想，这也是一个出版社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李辉能出版那么多的名人图书，在于他以热情、诚恳、守信等性格与品德赢得了老人或家属的信任。李辉曾断断续续用了七年的时间整理赵丹在狱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这中间黄宗英给予了他更大的理解与支持。老人们的精神、信任温暖着他，他也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想做、历史需要他做、老人们觉得应该由他来做的事情。于是，冯亦代早年的日记、吴祖光的日记、黄裳的书信，这些珍贵的资料都交给了他。
大象社以与李辉的合作推出的品牌图书为契机，在一般图书方面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出版战略：
不断打出“大象”丛书品牌，力图出版社品牌与图书品牌相结合，除了与李辉合作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等五套书外，推出“大象考古文库”、“大象博物文库”、“大象收藏系列”、“大象国家地理系列”等。
以不断出版开放式丛书为思路，出版了“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以及“中外关系史丛书”，在海外汉学、中外关系史方面已逐步形成规模，并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
在科学史领域，依托大象社独自出资三百万元设立的“中国科学史著作出版基金”，出版了一大批在国内外独具特色的品牌图书。
在考古学领域，依托中原丰厚的古文化资源，近年来出版了二三十种原创性的图书。
这些图书扩大了大象社的知名度、提升了大象社的整体竞争力。
幸运的读者：买到有价值的图书
李辉在“大象人物书简文丛”总序中宣称：“我向来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原始记录的整理出版，我们对一代又一代人物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对历史细节的认识，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在这一点上，星星点点的搜寻、发掘、整理，虽不像振聋发聩的宏篇巨论那样容易引起轰动，引起关注，但在解读历史、认识现实方面，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何一直对史料情有独钟的缘故。”
李辉一再表明，这些图书的选题重视名人，但不限于名人，期望有各界不同的人物加入进来，需要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而不是经过修饰的专供人阅读的日记。
杜高认为“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和“大象人物日记文丛”这两套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读者群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读者，我对大象表示敬意”。
周立民说：“‘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和‘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两套书，是适合当下阅读习惯、市场特点，又带着鲜明的文人特色的丛书，它让我想到了‘国民基本文化读物’的概念，就是带有文化普及性质，是在最根本最常识的一些问题上能满足读者求知和文化情趣需要的书。”
国民的基本读物的出版是当下的软肋，大家对它似乎总是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仿佛它没有专业性，不够“高深”，岂不知将学问转化为常识和通识更艰难也更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而出版又恰恰是实现这个转换的重要媒介。“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和“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这两套书就带有这种基本读物的特点，用人生的精彩瞬间、用带着沧桑感的自述，以及大量的图片来叙述一段人生、一段历史，在好读的同时又耐读，化繁为简，又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同时在对于历史的表述、在人物的选择上，又都有着强烈的个人性、倾向性，证明了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选题。
延续文化前辈的传统
文化人参与出版，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也曾为现代文化版图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上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的活跃局面不是天赐的，是知识分子投身出版实践自己争取和开创来的。比如开明书店，是在叶圣陶、夏?尊、丰子恺等一批知识分子的主持下才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品的出版基地的。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旗下的四大文学杂志为30年代文坛注入了活力：《文学》（茅盾主编）、《太白》（陈望道主编）、《译文》（早期由鲁迅主编）、《光明》（洪深、沈起予主编）。它们的存在，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并演化为30年代重要文化思潮。年轻编辑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推出《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也为中国新文学积攒了家底。巴金主持编务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是有口皆碑。30年代也是一个商业气息浓厚的时代，这些书店并非个个实力雄厚，其经营也不都是一帆风顺，但富有启示意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都坚持了自己严肃的文化追求，而不是随波逐流出一些没有灵魂的图书。
放眼当今出版界，虽然出书数量和速度均可算繁荣昌盛，但充斥书市有不少是“没有灵魂的书”，比如那些为了赶风头、迎合形势出版的书，看人家畅销忙不迭跟风、搭车书，还有各种成功、励志等等有“术”无道的书……把书仅仅当作商品，而不是赋予它相应的文化内涵，就会让书失去灵魂，出版者就堕落成为一个图书制作工场。没有灵魂的书，可能会风行一时，却不会在书架上立得久，制造这些书的出版社也不会有自己的声誉、品牌，最终也不会有市场竞争力。想一想商务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三联的《傅雷家书》，它们的骄傲之处不在于初版就可以印上几百万册，而在于可以一印再印。
周立民说，市场未必就是扼杀文人理想的天敌，文化人参与出版也并非要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反却可以借助于市场的活力散布和扩大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如果这些不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么文化人与出版的联姻就会大有可为，大象与李辉的合作也正是延续了那些文化前辈们的文人传统。
沈昌文也说：“文化人通过和出版社合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图书的质量，是与当前出版改革的方向一致的。如果有更多像李辉这样有建树的文化人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出版工作来，相信我们的出版事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