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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士及文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

主要著作：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及《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参与编著的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及《中国小说与宗教》等。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害怕写作》。学生都笑说，黄老师害怕写作，又写了一本出来，要是不害怕不知会怎样。其实，要是不害怕，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害怕得跟喜欢一块儿说，正因为喜欢，所以会害怕，没包含了害怕的喜欢，不是真喜欢。

读书有好习惯，有坏习惯，我读书的好习惯和坏习惯很小就养成了。

读书的好习惯和坏习惯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组织上批准母亲带着我们哥俩儿，到粤东深山的一个林场去探访四年未见面的父亲。那是一个饥馑的年头。晚上见面的时候，父亲介绍他的场友说，这位姚伯伯前些天煮赖蛤蟆充饥没把毒腺挑干净，差点中毒送命，昨天才缓过气来。这些在大茅屋里打通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四肢浮肿的汉子，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有帽”之人，右派分子。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却都在油灯下各自看书。姚伯伯当年曾在这山中打过游击，没想到旧地重游是来接受“改造”。他看我这12岁小孩对他正在读的书感兴趣，就说白天可以拿去翻翻。可能因为姚伯伯的威信高，后来所有的场友都允许我白天随便翻读他们稻草通铺上的枕边书。

那是我囫囵吞枣读书最多的一个暑假。先找小说读，我记得有《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接着读了几本“很像”小说的书，《爱弥儿》《波斯人信札》。外国诗歌有《普希金诗选》，不过觉得书中的“别尔金小说”要好看得多。长诗《唐璜》翻了翻就算了，不过插图真的很吸引，我第一次见识了宫廷舞会和海盗船之类。古书我专找白话的或有“今译”的，我记得读了《水浒后传》《四游记》和《屈原赋今译》。《小逻辑》一早就放弃了，小学毕业生读不懂的书太多了，我也没觉得气馁。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一群最好的老师就在自己的面前：因为直言犯上而沦落深山的革命前辈、教师、学者、工程师……父亲不让我用太多愚蠢的问题打扰白天已经累得半死的大人们，我被迫采取的读书方法很简单：不懂就跳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陶渊明早就这么干了，“好读书，不求甚解。”

好习惯就是那时候形成的，我读别人的书特别小心，真的是“捧读”，捧着读，不涂不划不折页。到现在我从图书馆借到的书，看到有人在书上乱划，还是特别生气，何况划的往往又不是地方！当然读书的坏习惯也是那时候给养成的，除了不求甚解，还有就是同时翻开几本不同门类的书交替着读，这本读几页，那本读一章，有时把不同的书的内容混在了一起，煮成一锅粥。用现在的话说，在脑子里“跨科际整合”了。再就是读得很快，总觉得暑假快完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一跳一跳的真能一目十行。很多年以后我才读到有关“速读法”的书，发现我小时候的读法有点无师自通。读得快的好处其实受用无穷。我在海南岛插队八年，到处找书读。星期天走几十里山路到隔邻的农场借到一本书，通常要用好书去交换，我有一本磨破封皮的《牛虻》，用它换到不少好书来看，后来终于不知去向。书借回来后一帮场友就轮流请病假在蚊帐里接力读，到了星期天还得再走几十里山路去还书。我因为读得快，一般请个半天假也就够了，队长从来也没有起疑心。如今我常跟学生说要学会“速读法”，他们总是用将信将疑的眼光望着我。不光是因为知识爆炸的年代读慢了读不过来，更重要的是读书要是没有“快”感，那是自找罪受。当然，有不少书需要精读，那就细细地精读。

一本书总是通向另一本书

80年代《读书》杂志在北京创刊，第一期的重头文章叫《读书无禁区》。这在现在是常识了，当年据说发这稿子还都捏着一把汗。一本书总是通向另一本书，读书怎么可能有禁区呢？插队那会儿只让读“老三篇”，可是《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提到司马迁和《史记》，《愚公移山》直接从《列子》那里用典，《纪念白求恩》，你总得让人家知道“加拿大”不等于“大家拿”吧。70年代开始开了几个口子让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读点书，不用躲在蚊帐里读。一是可以读马列，我那几年还真啃了不少马列经典，最喜欢的篇章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气势如虹，文采斐然呵。但是队里的支书跟别人说，这人马列读得多，思想还是很落后，不求上进。多年以后，我听说隔邻农场有几个知青成立了马列读书小组，被打成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关了几年才平反。真是有点后怕！读马列的结果是通向西方古典哲学，黑格尔、康德、杜林、马赫，一条线可以一直推到古希腊。另一个口子是“批林批孔”和“批水浒”，趁机读了多少中国古典文史著作啊。记得1977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第一堂“中国文学史”，系里老师先来了个“摸底考试”，怕这些人荒废了十年基础太差了。题目有点难，没想到成绩都还不错。我看80年代以后冒出来的文史哲专家学者，没准都是当年读马列和批这批那打下的底子。

积习难移：读百家书

在北大读书，图书馆很不好用。那年月还没有计算机系统，查书号得站在卡片柜那里一张一张翻找。本科生一次借十本。你填好十张书单递进去，馆员到书库里帮你取书。等了半天，运气好，十本里能出来两本。运气不好，一本也没有。连查书号带等人取书，浪费很多时间。我住的宿舍是个大间，一屋子摆了六张双层床住了十一位同学。我读书的坏习惯又发挥了作用，干脆，读另外十位同学借回来摆在个人桌上的书好了。每个同学读书的兴趣不同，论文题目不同，反正我是兼容并包，什么书都能开卷就读，而且读得比真正的借书人本人还快。上铺的老宋做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基本上他看过的我也看过了。邻床的梁左是我们班的“小红学家”，我的“红学”知识全从他借的几十本书中来。积习难移读百家书，好处是知识面比较广，视野不那么狭窄。坏处当然是什么都浅。大四那年做毕业论文，同屋的哥们儿的题目我都能参谋几句，可他们也没把跟我的讨论当真。

真的有系统地读书，还是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我跟季红真、张志忠是谢冕教授的三位“开山弟子”，谢老师的见面礼是一张两百本书的必读书单，不光要一本一本读，还要定期交读书报告。好在两百本里大部分是现当代的诗集，“诗是浪费纸张的文体”，可以读得飞快。王瑶先生的研究生也是两百本，可大部分是小说，一本一本老厚的，就特别羡慕我们。那年头朦胧诗正红火，谢老师被算在“三个崛起”里头狠挨批，做学生的都替他担心。他倒一直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对中国新诗的前景充满信心。最奇怪的是，当年批他最凶的论敌，他们的诗集都一视同仁列在那两百本里让学生好好读哩。

不知现在怎样了，当年在北大念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旁听所有的课。哪个系的哪门课讲得好，学生自有口碑，于是蜂拥而至，不求学分，但求耳福。我听过哲学系、历史系、东方语言文学系、国际政治系、法律系的课，不一定听到底，总是领略过了。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俄语系的彭克巽教授开了一门专题课“陀斯妥耶夫斯基研究”，他一定很奇怪，只有中文系谢冕教授的这三个研究生来修读。那门课让我弄明白了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主义，两者的区别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区别。更重要的当然是巴赫金的“长篇小说诗学”“复调理论”的介绍，让我一下子开了窍。最感动的当然是巴赫金这个连连遭难的残疾人，一辈子在被孤立被隔离的状态中生活，却毕生致力于阐明一种“对话哲学”。

“灰阑”中的叙述

研究生毕业，老师们都想留我在中文系任教，但碰到了某种阻力。后来他们很巧妙地安排我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等“阻力”自然消失了才把我调回系里。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似乎跟老师们有默契，无论调进调出都非常爽快。在中文系教了四年“中国当代文学”，正好有机会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进修，就出国了。在芝加哥我做的题目是“革命・历史・小说”，站在图书馆里，我非常吃惊地第一次看到，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民国史小说”亲兄弟一样肩并肩插在同一个书架上。说它们是“亲兄弟”一点也没夸张，立场虽然相反，情节、人物、修辞却同出一辙。交替着重读这些小说是一次难得的阅读经验，战争、革命、历史、百姓、苦难，这些抽象的名词突然血肉饱满地“立”了起来。这研究的成果后来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国内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书名叫《灰阑中的叙述》。“灰阑”用的是包公案里的典故，就是石灰圈子的意思。这个典故源远流长，弄比较文学的人都很熟悉，从《旧约》所罗门王一直到20世纪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我用这个典故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几百年了，圈子外边的人都滔滔不绝，什么时候轮到“灰阑”中人发声呢？有朋友曾经担心我这书名起得不好影响销路，后来好像是说已经绝版不容易买到了。

在香港教书、写作，转眼12年了。现在发愁的是书越买越多，读书的速度却越来越慢了。历史真会开我们这一代人的玩笑。就像长身体最能吃的年代没有东西吃，如今满桌琳琅，遵医嘱，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尝。读书也是这样，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一书难求，如今坐拥书城，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读书，连惯用的“速读”也对付不了。最近还得上网，我发现“读网”的方法倒与我少年时代的坏习惯有某种相通之处，一跳一跳的，从一个主题奔向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主题，交替阅读，关键就看你是不是善于“科际整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