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怀疑》(Doubt),连续获得2005年度普利策、托尼和纽约剧评三项戏剧大奖。作者约翰.P.尚利系美国著名编剧,曾凭借《月色撩人》获得1987年度奥斯卡最佳电影编剧奖。《怀疑》以1964年纽约一个天主教教会学校为背景,讲述的是一名老修女(阿洛西斯)针对一名神父(弗林)是否对一名黑人学生有过不轨行为所
进行的“怀疑”。《怀疑》在百老汇上演后,曾被评论家誉为“百老汇自《哥本哈根》以来最好的作品”。2005年12月,该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搬上中国舞台,汪遵熹执导。这是中国首部与百老汇同步上演的经典剧目。
怀疑――究竟是一扇洞悉真理、重新进入现实的窗口,还是诱人执著于谬误而不惜践毁人道与人情、良知与信仰底线的陷阱?剧场的幕布徐徐闭合,一个重大秘密所牵引的一连串疑问也随之被无限期悬置:弗林神父与教会学校学生唐纳在神父寓所里究竟干了些什么?阿洛西斯修女对弗林神父的“怀疑”和指控,是否真像她所猜测的“事实”一样确凿无误?而弗林与阿洛西斯的尖锐冲突,到底是在寻究事情的真相,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天主教“世俗化改革”衍生而来的一场无谓而又无可避免的“新旧之争”?……这个秘密始终无人知晓;当然,除了那个因蒙受莫须有的“怀疑”而被迫离开教会学校的弗林神父,还有那个始终“潜伏”在幕后的当事人――黑人学生唐纳。显然,精明的剧作家约翰.P.尚利不仅要让顽固而自信的阿洛西斯修女陷入“为怀疑而怀疑”的漩涡,他更感兴趣的是:要让《怀疑》的读者或观众同样卷入这一场令人不安的“怀疑”之中。弗林的辞职、唐纳的转学斩断了任何指向真相的路径,这成为了一场注定不会得出结论的“怀疑”。既然一种尝试不会有得偿所愿的可能,那么是否抵达终点就变得无足轻重,如何估定和看待这种尝试本身也更加迫切起来。我们于是回到了文章开端所提出的问题:怀疑――畅快淋漓、决不姑息的怀疑,直指信仰、誓不屈服的怀疑――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怀疑改变着世界。……当你无言灵魂的震撼力冲破了思想的藩篱时,生命出现了。而怀疑恰恰是重新进入现实的一个契机”,尚利在剧作《前言》里作出了这样充满激情的宣示。他甚至断言,怀疑比信仰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更强的力量”。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对“怀疑”的尊崇和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确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独特而又充满智慧机锋的揭示。当人们盲从于习见的现象和习以为常的观念,当我们信守着某种违背本性的生活方式而又不思变更,当“循规蹈矩”的人被浮在浅表的生活假象一次次轻而易举地蒙蔽时,还有什么会比“怀疑”(姿态或者行动)更重要?还有什么比“怀疑”更容易让我们开启另一扇更加值得期许的现实之门?是的,我们置身于一个充斥着犹疑、含混、困惑和两难境遇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活;而生活的不确定性恰恰在于:为人们提供了无休止的质疑、探究、追问的可能,更容许(或者说鼓励)人们在毫不妥协的怀疑中保持对“确定性”的向往,从而获取更丰沛的生存所需的力量。
拥有这个恢宏而深刻的立意,尚利的《怀疑》便拥有了超拔于诸多无病呻吟、忸怩作态的伪现代/伪先锋话剧的精神起点。然而,对剧作加以细读之后,我不得不说的是:作者对该剧隐意的阐释与作品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关于“怀疑”的“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关于“真相”的虚幻和虚伪、关于善恶/真伪/对错无从抉择的两难处境……这些被评论家乃至作者本人所津津乐道的理念在剧作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错位,以至于观众在看完该剧后不是为“怀疑”这一行为本身充满激情的力量所慑服,反而诅咒和讶异于“怀疑”背后可能隐藏的顽固、偏狭、荒谬,甚至邪恶。很显然,这个不无遗憾的“错位”,是在“怀疑”的主体阿洛西斯修女身上发生的。
我们来看看,“神情戒备、内敛、冷静”的老修女凭什么要将对弗林神父的“怀疑”进行到底决不罢手吧!在剧中,单纯善良的詹姆斯修女把阿洛西斯之所以确定弗林在说谎归结于三个难以理喻的缘由:这位魅力出众、深受学生爱戴的神父喜欢使用圆珠笔,喝茶加三块糖,欣赏《寒冷的雪人》一类的世俗歌曲。此外,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罪状”――比如神父留着稍稍有些刺眼的长指甲,比如神父教导男生“如何做一个男人”。可以说,弗林这些或多或少透露出20世纪中叶教会改革信息的举动会招致阿洛西斯的憎恶,是出自后者刻板、腐朽、拘于陈规的“中世纪”思维惯性。在这个层面上,阿洛西斯修女的一段自白可以作为互文:“……因为我们(修女)是非分明,认个死理,所以容易摔跤,我们比谁都更像多米诺骨牌。”这样一来,阿洛西斯怀疑神父勾引圣坛侍童便有了令人信服的动机。然而问题在于:阿洛西斯没有止步于单纯的“怀疑”,“认个死理”的她分明是坚信那个莫须有的“真相”,而且是决绝而不容辩驳的坚信。那么,她对“怀疑”的坚信又源自何处呢?首先,是詹姆斯修女语焉不详的零星观察(到后来,连詹姆斯本人都相信了弗林神父的清白无辜);其次,是她自己的主观臆断(自始至终,她从未向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证实那个无稽的猜测);再次,就是她本人自诩高明的两个重大“发现”(其一,她曾亲眼看见神父拉着另一位男学生威廉.伦敦的手腕。其二,她谎称给神父以前所在教区的修女打了电话,证实弗林有过前科;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神父辞职,而“他的辞职就是他的供认。他就是我认定的那个人”)。以上,就是阿洛西斯不惜“离上帝远一步”来“追查邪恶”的全部理由。在这些所谓的“证据”当中,没有哪怕一件是确定的,都仅仅停留于臆想、猜测和怀疑。
没有人否定“怀疑”抵达真相的可能,但当“怀疑”赖以建立的依据居然都虚无缥缈、毫无根据的话,那么更应该被质疑的对象便只能是“怀疑”本身。正如弗林所宣称,“对毒化的心灵而言,最纯洁的举动也会显得邪恶”,结合剧情和剧情产生的受众反馈来看,读过《怀疑》剧本或观看演出的人会自然而然被一种巨大的道德义愤所席卷。而这情感激愤的起源恰恰是老修女近乎癫狂的不可理喻的举动。阿洛西斯太荒谬、太阴森、太恐怖、太不可思议了,而弗林则是太正直、太善良、太无辜、太值得同情了――事实上,这就是剧情给观众留下的共同印象,尽管这显然不是剧作家和话剧导演的初衷。这一情形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严重削弱了“怀疑”本应具有深度和力量,将观众/读者导入了对“怀疑”本身的怀疑而不是对“怀疑”重构现实、改变世界的伟力的信奉。这个堪称触目惊心的错位,也许是对“怀疑”发出由衷礼赞的剧作家尚利所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这种错位,让一次本可以触摸人性虚弱和直抵人类生存困境的叩问被降格成了一出廉价的善恶冲突和道德事件。为了追查那莫须有的“真相”,身为修女的阿洛西斯歇斯底里地咆哮:“只要需要,我就会跨出教会大门。即使那大门在我身后关闭!只要需要,我就会做,神父,哪怕是我被罚入地狱!”仅仅因为毫无根据的“怀疑”,她不惜践踏自己的道德底线,居然还宁愿选择背叛教会和上帝!目睹这一类行径之时,想必,观众/读者更多是惊诧于主人公阴暗的内心和扭曲的人格,而鲜有人还会去追问老修女的“怀疑”所可能拥有的正面力量。在善恶的正面较量中,深度消失了,思考被道义感取而代之。对《怀疑》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缺憾。
回到美国剧作家约翰.P.尚利的本意上来。倘若创作《怀疑》的意图果真如作家在《前言》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是通过“怀疑”来逼近真相和重新结构现实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作家理应在他的作品里赋予“怀疑”更强韧的撕裂伪善、谎言和生活假象的力量。可以去掉怀疑者和被怀疑者的模式化脸孔,可以模糊他们的善恶界限,可以将他们置于人性砝码大致对等的天平两端,可以让他们不断在模棱两可的细节中拉锯和纠缠;可以将观众/读者推入一个无从判别、无从取舍的困惑之地,可以让所谓的“真相”瞬间呼啸而至又顷刻远离,可以让怀疑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一次又一次濒临“确信”的关口,可以用怀疑来尝试建立另一种现实随即又用更进一步的怀疑让其土崩瓦解。这才是生活的不定性。这才契合尚利本人对“怀疑”的理解――怀疑,是冲破思想樊篱、重新进入现实的契机。
不可否认,为了用“怀疑”来揭示生活的不确定性,剧作家也做出了显而易见的努力。比如,尽管剧作家持守的价值立场使观众在弗林是否侵犯了男童这一问题上获得了相当一致的共识,但那个至关重要的“真相”始终没有打开缄默之门。无人知晓的秘密,也就潜伏着无法穷尽的可能。又例如:尽管弗林神父的宽容、仁慈是被许多确定性的生活细节所论证的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就可以因此而取得接受怀疑的豁免权。尤为重要的是,纵观《怀疑》全剧,神父无罪这一推论也仅仅建立在主人公感性言说和观众/读者主观印象的基础之上。换而言之,由于真相的缺席,弗林同样拿不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为自己洗脱冤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怀疑而怀疑”的修女阿洛西斯,似乎又站在了“怀疑”的合法起点上。这正是剧作家高明之处。剧作的张力也正是从这里诞生。然而遗憾的是,剧作者严重失衡的感情倾向遮蔽了剧作本来具有的思想锋芒,这些匠心独运的精巧设置被湮没在对剧中人简单化的道德评判之中。可以想见,对观众来说,激起正义感和道德感要远比唤醒一种深沉的思索更为直接和快捷。
对《怀疑》的质疑,并不妨碍我对这部话剧的喜爱。我相信,对“怀疑”的信仰以及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把握,是向人类生存本质掘进的一种深刻而可贵的探索。在剧中,作家托神父弗林布道之口,将遭遇信仰危机的人们比喻成汪洋大海中无望漂流的水手。他是否已经迷失方向?或者还漂流在去往家乡的途中?乌云滚动的夜晚,众星闪烁的指引莫非只是绝境中的想象?……结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有怀疑和无边的困境。是的,我们只能怀疑。同样推崇怀疑的纽约人尚利,在《怀疑》中不动声色地道破了一个时代的谶语――
“这是一个艰难时世,信仰已开始坠落,伪善则取而代之……这是生活前进途中最危险最紧要之处。这变化的开端就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