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我由“中国现代文学”出发，一度下窥“当代”，完成了《北京：城与人》与这本《地之子》；之后即向上，跋涉到了“明清之际”――对“当代”的关切却始终不曾放弃。本书似乎宜于读作《艰难的选择》的续篇，中经《论小说十家》，是较为集中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其实当动笔时，已将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问世后，曾有人惋惜我未能早一点涉足那一时段，我则并没有这种遗憾。20世纪历史中的一段为我所亲历。在我，无论读“当代京味小说”，还是读本书所涉及的作品，都是对“当代”的阅读。还应当说，读五四新文学与当代文学，是我读20世纪的一种方式。或许正因有这份关切，有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才有关于“明清之际”的那一种解读。有人说那本关于“明清之际”的书是我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作品”，我大致认可这说法，却不意味着对前此作品的轻视。那些学术作品或许适于严格“学院”以外的尺度度量。所有那些努力都在我自己选定的方向上，即使结出的果实不同，我对当年的选择也从不怀疑。而“文学阅读”对于我的意义，更是无可怀疑的。纵然有“研究”作为动机，这种阅读也滋养了我。我又忍不住要借用“为人”、“为己”的古老说法――这种“为己”、为丰富自己的阅读，是美好的。
我很明白，这本旧作中所说的那种“地之子”的“文化骄傲”早已陌生。全球化的进程非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修改、重组着记忆。发起于1985年的寻根已是前尘往事，在目下的时世，无根或许是更时尚的吧。在此期间，乡村生活的严酷，却经由诸多途径，惊心动魄地呈露在了世人面前，使书斋中的“怀念”益见飘渺。回头看本书所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竟也有隔世之感，以至令人不忍再说“怀念”。但在我，那怀念仍在。曾经的激动，曾经的感动，并未离我远去。我依旧迷恋于北方坦平如砥的原野，白杨夹峙的道路，村落与房舍。这期间也走了南方的一些地方，曾在浙江的天目山下，看如镜的水面上远山的倒影，河对岸疏落的林木；也曾在贵州不蔽风雨的农舍，对着壁上的烟灰，床上的败絮。乡村仍时在念中，时在梦中，在怀想与系念中，只是较之写《地之子》的那时候，增添了焦灼与郁闷而已――由此也证明了“岁月”并不能更改一切。
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在关于我的评论中，说到这本书，特别提到论知青作者与知青文学的一章，以为这本书“在面对诸如‘大地’、‘乡土’、‘荒原’、‘农民’等经过层层累加的概念时”，“虽然放开了视野，尽可能将古往今来的历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每段论述都是‘话说从头’的架势，仍不能避免因论题背景过于庞杂而导致的空泛与虚浮。倒是融入了论者个人经验与感情色彩的第四章《知青作者与知青文学》相对完整且‘踏实’，的确是分析‘地之子’的极佳范本”(倪咏娟《读人与读己》，《当代作者评论》2005年第5期)。当初写作此书时，自以为得意的，在前一两章的个别章节。此次校读，似乎明白了年轻人的上述意见。学术也要在时间中淘洗。正如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最初发表时，论“戾气”等篇更为人喝彩，较能经得住时间的，或者倒是关于“明遗民”的专项研究。即使20世纪，也并非每一时刻都于我有切身之感。写知青稍能深入，大约也因了较为“切身”的吧。尽管我并非知青，毕竟也插过队，如阿城所说的“平了头荷锄”。
我曾一再申明我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的越界尝试。校读《地之子》也使我发现，我往往是以读“五四新文学”的方式读当代文学，难免于读解中的“一厢情愿”，读出了一些作品未必有、未必如是的“意义”。校读这旧作，我还发现了自己思考的某种连续性，对一些命题的持续关注，如南／北、东南.西北；如“漂泊”(新近完稿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有《游走与播迁》一章)；再如关于“人之所以为人”。有些话题，在本书后又继续生发。比如关于“民众对酷刑的嗜好”(第二章第三节）。而以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严整的家庭形式，仍然是由士大夫(尤其所谓‘礼法士’)创造的；大量的例外、规范外形式，在民间、小民之中。‘习俗’里就往往有对于现实条件的顺适。见诸典籍，最迂执顽梗绝无弹性拒绝变通的，也正是士大夫们”(第二章第二节)，直接开启了此后的有关论述。至于在所选定的每一方向，都力图“穷尽”，不避烦碎，更是一以贯之。
对于业已印成了铅字的自己的作品，我并不都有兴致重读；甚至因咀嚼太过，出版后已不能卒读。为了重印的校阅，是强制阅读；读得比较仔细，也因有一部分不能重复的生命留在了这些文字间。校读中删去了一些自以为冗赘的注释，修改了副标题，使更贴近我当初的旨趣。写作此书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交。尽管热闹的80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本书中的论说文字，仍挟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重读中也能感到论述中的快意以至沉酣。那时我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几乎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文学之外，还关心着美术、音乐、影视，等等。那种极活跃、投入的状态，在我，也已不可能再有。
在1992年的《地之子》的初版后记中，我曾通知读者，自己“将暂时离开熟悉的领域向稍为广远处搜寻据以说明‘知识分子’的材料”，这一走就是十四五年，且至今尚无归意。最近，在学术工作的间隙，短暂地返回了对当代的阅读，《长恨歌》、《富萍》、《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心灵史》、《马桥词典》、《平凡的世界》……在变化了的时间中以变化了的心境阅读当代，是一种特别的经验。也是在那篇后记中，说，“我有奇妙的饱满之感。我珍爱这黄昏或秋天的饱满与宁静”，这种说法已不宜于用来形容眼下的情境。在21世纪第六个年头即将开始的这个岁末，宁静仍在，却是在日甚一日的委顿衰颓中。
作者按：《地之子》是我完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本学术类著作。该书以文学为材料，试图说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土地、乡村、农民的关系。据以作为分析材料的，主要为1980年代的小说。该书于1993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所写后记。
编者附注：本文刊出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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